我们通常倾向于将信息技术视为“普罗米修斯之火”，它是进步的、能为人类带来光明的变革力量，并且在今天，能帮助我们超越旧的结构不平等，将我们引入更加透明的、公开的、民主的未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将希望依托在互联网、新媒体、社交网络、共享经济等种种新形式之上。然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看来，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如果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走，那么不论对于全球的自然环境和政治而言都一个灾难。我们要完成的信息革命，是在政治经济层面导向一种公共生活。
丹·席勒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标杆人物之一，他研究的领域集中于信息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信息与社会等。其专著《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信息拜物教》和《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均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信息传播领域的分析，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有着广泛影响。近日，他最新著作《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去年秋天，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来访中国，澎湃新闻借此机会对丹·席勒教授进行了专访。
共享经济是乌托邦吗？
澎湃新闻：在上次的演讲评议中，赵月枝教授提及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教授的一篇著名文章，即《自行车之后是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这篇文章写于1970年代斯迈思访华期间，他试图劝诫中国当局应警惕技术的政治属性：技术并非中立的，而是受到社会性的牵引。“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是一个关乎中国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人在拥有自行车之后——也就是在解决了基础的物质需求与温饱问题之后，下一步应着手解决什么？斯迈思认为应该把社会发展的重点放在公共物品和普通民众的需求的满足上，而不要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私人物品、消费主义为导向的老路子。斯迈思的发问提出于改革开放之前，尽管中国政府对此从未做出过直接的回应，但此后改革开放的实践，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回答：自行车之后，我们需要私家汽车！如赵月枝所言，私家车暗示的正是一种基于消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从斯迈思的发问回到今日中国的脉络，如今我们再看私家汽车的发展，似乎出现了有趣的新现象。比如，Uber、滴滴的盛行，使得许多人不必自己买车，而是选择租车或是与他人拼车。资本主义创造的租赁行业和共享经济，似乎使得私家车又重新回到了公众当中。
席勒：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公关。网约车经济不能算是公益事业，因为它实际上削减、挪用了此前在别处的收益与利润。叫车软件降低了顾客的行路成本，使顾客享受便宜乃至非常廉价的打车服务，但这牺牲了现有结构下服务人员的福利。司机在给顾客提供同样的服务时，却不再享受与以往相同的工作条件。比如在美国，Uber不会给司机购买有效的保险，不给汽车折旧提供维护，不提供任何福利。我不确定中国滴滴的情况，或许类似。
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所称赞的东西，是以牺牲早期从业者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不是种可持续的模式，我想很难会有好的发展朝向。尤其是汽车行业向环境排放了如此大量的废气。相较私家车以“共享经济”的名义大量投入运营，公共交通（比如火车、公交车）的共享性会带来更大的公众利益。从公益的角度来看，《自行车之后，还要什么？》一文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追求私有商业化产品与个人化的经济发展，不论在自然环境或是社会层面，都会将我们推往一个充满隐患的方向。
澎湃新闻：共享经济是一种乌托邦。事实上，很多曾经作为滴滴司机的外来人口抱怨，由于车是从滴滴那里租来的，为了付清每天的租用费，他们不得不延长跑出租的时间，每天大约要工作15个小时。
席勒：我们曾经以为共享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但如今，它不再叫做社会主义，而是共享经济。2007、2008年全球经济灾难之后，资本主义不再是个讨人喜欢的说法，与其称之为“商品化的新领域”，不如叫做“共享经济”更好听。这种共享经济，听起来就像是硅谷的一个公关案例。是谁发明了这种说法？我很有兴趣了解一下。
澎湃新闻：许多共享经济的平台都运作得很好，比如Airbnb（Air Bed and Breakfast）和在中国正呈疯涨趋势的共享单车。我的很多中产朋友都大爱Airbnb民宿，旅游时再也不去住宾馆了。
席勒：这看起来似乎是好事一桩，但同样扰乱了此前既有的产业结构，宾馆员工以及宾馆的生存能力都被削减了。从公关的角度来看，这种扰乱与中断似乎是出于一种中性、自然的力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真的是对此前社会组织结构的一种破坏。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展开更多的讨论和评估。现实或许已走得太远，需要从政策层面做出一些收紧。
信息革命并未结束，我们要为一种公共的生活而努力
澎湃新闻：您曾在文章中提到，分析当代政治经济的结构性改变有两条重要线索。一则，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成了经济增长的源头；二则，中国在拥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后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成为市场更新的巨大动力。你能否解释一下二者的关系，资本主义最活跃的信息产业，与其增长最快的区域之间构成了怎样的连结，体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何种矛盾？
席勒：资本主义不但持续存在，而且在数字化时代更为普遍化了。过去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种种矛盾的爆发，总是伴随其自身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比如，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通过更为现代化的数字模式重构自我。金融与银行世界不断采纳这些新技术，不断以此刺激经济增长，其后果是致使该领域的风险度更为戏剧性地增加了。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在上一场全球经济危机中我们已目睹其潜力——它可以催化一场比金融危机更大、更为全面的全球性衰退与萧条。
另一方面，数字系统同样被置入了国际化生产的语境，跨国商品链的日益增加，将中国和中国工人卷入此一大潮。这种发展的后果是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它所波及的产业甚至比我们目之所见的还要更多。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生产过剩的情况。我说的过剩，不是指生产能否供应到每个人，而是说市场已经难以在维持盈利的情况下吸收现有的产品生产。这实际上是通胀危机的特征。对此的解决方案，要么是来一个大崩盘，让每个部门最薄弱的产业垮掉，并引发一场政治动乱——因为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会很愤怒，他们不知道要从何处获得收入来维持生存。或者，另一种方案是由国家介入，调整并减少各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处于二者的平衡之中。中国领导层正着手处理此一问题，比如国际上争论颇多的钢铁产业。相较而言，数字产业对此的反应就很糟糕。
我无意低估资本主义现存问题的困难性, 也很难指出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想说，不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关键仍在于支持最根基的部分，为失业的人提供良好的工资与福利。我生活在美国，很多人从事着极为糟糕的工作，难以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这群人大概就是去年美国大选时给特朗普投票的人。特朗普成功地捕捉了这群人的愤怒，没有像其他政治家那样用谎言予以回应。尽管很多人不是特朗普粉，但他们仍乐于看到特朗普诚实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与情绪。
澎湃新闻：那么您说信息革命并未结束，前述两条线索依然在进行。
席勒：这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走，那么不论对于全球的自然环境和政治而言都一个灾难。我们目前的方向，根本不是可行的选择，尽管它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我们需要的是一条符合大多数人需求的道路，需要在政治经济层面，教育并引导人们追求一种共享的、公共的生活（a shared common life）。你可以将这种生活称为“社会主义”，或是别的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它是建立在共享公共物品之上的公共生活。对此，信息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大有可为。许多人正为着这种公共生活而努力，但他们仍是少数，而且没有掌权。当这种权力关系不断被改变时，我们或许可以朝向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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