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民事】案例13：华为终端有限公司诉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6）闽05民初725号

　　二审案号：（2017）闽民终501号

　　【裁判要旨】

　　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过程中，法院责令被告提供相应的销售数据及利润率，在被告拒不提供的情况下，积极运用证据规则，在原、被告均未能确切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润的情况下，主动适用《专利法》关于保护专利人合法权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涉案专利的创新程度、被告的主观恶意、销售规模、销售金额、所得利润等相关情节，可以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合理酌定赔偿数额。

　　【案情介绍】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惠州三星公司）、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三星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三星（中国）公司）、福建泉州市华远电讯有限公司（简称泉州华远公司）、泉州鹏润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简称泉州国美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为终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公司）

　　原告华为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24日，其核心业务为消费者业务，产品覆盖手机、移动宽带及家庭终端。2010年1月28日，原告华为公司就“一种可应用于终端组件显示的处理方法和用户设备”的技术方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发明专利申请。2011年6月15日，该申请被授予发明专利，专利号为ZL201010104157.0（简称涉案专利），原告华为公司按规定缴纳了专利年费。目前，该专利尚处于有效状态。通过市场调查，原告认为分别由被告惠州三星公司、天津三星公司生产的23款手机及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侵犯了其涉案专利，并于2016年4月5日至7月13日，通过公证购买的方式先后在泉州国美公司、泉州华远公司的多家门店以及淘宝网站购买了上述涉案移动终端。涉案专利共有16项权利要求，原告华为公司明确以权利要求1、4、5、6、9、12、13、14作为本案主张权利的依据，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原告遂诉至法院。

　　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了现有技术及抵触申请的抗辩，经比对，被告主张现有技术或抵触申请并据此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未有一项现有技术或抵触申请可以揭示被控侵权产品所实施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且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均具有实质性差异，被告的现有技术、抵触申请抗辩均不成立。

　　综上，泉州中院遂判决被告惠州三星公司、天津三星公司、三星（中国）公司、泉州国美公司、泉州华远公司立即停止侵权，惠州三星公司、天津三星公司、三星（中国）公司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000万元。

　　该案宣判后，被告惠州三星公司、天津三星公司、三星（中国）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基本维持一审判决。现该案已执行完毕。

　　【法官点评】

　　本案是泉州中院民三庭成立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大的专利案件，也是华为终端公司在全国系列维权案中第一个宣判的案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及媒体的广泛报道。

　　本案作为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的专利纠纷案件，与同类型案件相区别的最大特点在于，大多数通信技术领域的专利案件涉及的主要是标准必要专利，涉案专利属于移动终端制造过程中所必须采用的。而本案涉案专利是移动终端用户图形操作界面的框架性核心专利，能带来差异化的用户操作体验，且涉案专利属于非标准必要专利，在移动终端的制造过程中并非必须采用，惠州三星公司、天津三星公司、三星（中国）公司等三被告作为位居全球智能移动终端前列的制造商，在制造、销售的众多型号的智能移动终端产品中，均使用了本案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可见该专利的市场认可程度极高。而且，华为终端公司是世界通讯设备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三星投资公司亦是世界通讯设备巨头，在移动通讯业界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移动通讯业界作为信息化、智能化高速发展的风向标，该领域的核心专利在企业的战略资源中具有极高价值，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上述专利纠纷的裁判，对于确定移动通信领域的技术规则、行为规范以及引导市场竞争秩序具有典型意义。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提交了大量的证据，对证据的审核需花费大量的时间。此外，在技术比对的部分，需对原告提交的23款移动终端逐一进行比对，并且对被告提出的13项现有技术、抵触申请抗辩进行审查，所涉及的工作量亦极其庞大。在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的前提下，我院采取“庭前会议陈述+书面意见补充”及“庭前证据互换+庭审审理补充”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引导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核心问题开展证据审查和技术对比，有效地提高了案件审理效率。

　　在确定停止侵权的具体形式的过程中，本院结合本案系方法专利侵权、作为侵权行为载体的移动终端与其所搭载的方法专利具备可分离的特性，在判令被告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搭载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移动终端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其停止在移动终端的操作系统中搭载实施涉案专利的图形用户界面，确保了判决的可执行性。

　　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过程中，本院责令被告提供相应的销售数据及利润率，在被告拒不提供的情况下，积极运用证据规则，将原告提交的IDC数据、三星电子株式会社2015年财报作为裁量被告销售数量、销售所得的基准，并参考被告提供的工信部调查数据估算出被告销售利润的数量，为确定判赔数额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在原、被告均未能确切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润的情况下，主动适用《专利法》关于保护专利人合法权利的原则，综合考虑涉案专利的创新程度、被告的主观恶意、销售规模、销售金额、所得利润等相关情节，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合理酌定8000万元的赔偿数额，体现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