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国家版权局公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与3月31日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相比，第二稿对于此前争议较大的第四十六条、集体管理组织延伸管理等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并明确规定“二次获酬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明确原作作者、编剧、导演、作词、作曲作者以及主要表演者在视听作品后续利用中享有“二次获酬权”。此消息一出，各方观点便浮出水面。导演发话：我们应该是“作者”。编剧不爽：你是“作者”我是谁。制片方叫苦：“如果资本不愿投入，哪有钱请编剧、导演以及演员，又谈何二次获酬?”

　　10月18日，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社主办的系列讨论会，就二次获酬权的话题，邀请到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王晫法官；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版权委员会严波副秘书长；影视价值管理专家 HCI首席评估师黄星；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汪海林；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军；制片公司法务总监王冬梅；制片公司运营总监娄睿；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执委 电影学院导演系副主任王红卫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史学清律师共同探讨“二次获酬权”的相关话题。

　　王军：首先要有一个当事人约定优先原则，因为这是一个行业这么多年来遵循的商业管理，大家都能够遵守和认可的标准，一旦打破这个标准的话，以前合同的是不是都要签补充协议。另外，从商业角度上来说“二次获酬”有它的好处，有助于双方形成利益捆绑机制。商业合同条款里能不能建立这样的机制，就得看片方和制作方的约定。

　　王冬梅：我相信没有一个导演、演员、编剧喜欢这么做，因为票房收入无法预测。他们大都愿意拿一次性报酬，这样有保障。我认为二次获酬权需要风险共担，但是没有导演、演员或者编剧愿意担这个风险。但李少红、何平导演竟然说“二次获酬”是在第一次付费不降的情况下再去分！这样的话，没有人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承担不起的。

　　娄睿：关于“二次获酬权”，还有许多需要明确的点：例如，二次酬劳该案什么样的比例分？只有有了标准，制片方才知道怎么做，才知道怎么来判断制片成本。

　　严波：这次“二次获酬权”表现或者体现的就是我们如何来保护作者权利的问题。而且我们国内立法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惩罚力度不够，这样的情况必然会导致侵权。

　　王军：关于惩罚力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著作权法》的第72条，它提到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的，参照通常的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个变化很大的，现在不是官方标准，而是通常交易的合理标准倍数，如果华谊兄弟的一部电影卖了500万，同样的网站点击数也达到了这个要求，我们能不能按照1000万来主张呢？

　　王晫：一直以来，最高法院也要求各地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尽量在判定赔偿数额的时候要有一个依据，不能纯粹的拍脑门。关于许可使用费，以及商标侵权、著作权侵权，都有类似的规定，司法实践当中也有规定，就是按照一定的倍数去赔偿。实际当中具体掌握起来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最大的困难就是跟法律关联性体现在哪儿，即使一部电影能够卖到几百万，比如说现在比较赚钱的《画皮2》，如果能够许可优酷购买其独家的信息网络播放权500万，如果另外一家网站播放了，法官能适用这个500万去判决吗？毕竟这个500万是有一定的持续性，而且无法保证它持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