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白广成诉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著作权侵权案分析

总第53期 文/亓蕾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发表,[著作权]文章

  一、案情简介

  原告:白广成

  被告: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稻香村公司)

  北京鬃人是北京传统民间工艺。2007年6月,北京鬃人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告白广成与其兄白大成是北京鬃人的唯一传承人。“跑驴”是北京鬃人的传统制作项目。2007年5月,原告白广成制作完成了涉案作品“跑驴”,该作品底座刻有“北京鬃人白”的字样。涉案作品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展出。2009年9月,原告购得被告北京稻香村公司生产的“老北京”广式月饼一盒,单价146元。月饼的包装盒和手提袋上使用了涉案作品“跑驴”,具体使用情况为:1、手提袋一面的左上部使用1次,该面还有“老北京皮影”、“老北京冬虫儿”、“老北京京剧”3幅图画。2、月饼大包装盒盒顶左侧中部使用1次,该面还有“老北京皮影”、“老北京冬虫儿”、“老北京京剧”、“老北京兔儿爷”、“老北京沙燕风筝”、“老北京四合院”6幅图画。3、大包装盒内装有6例独立小包装盒,每个小包装盒在盒面上使用4次,小包装盒上也有上述6幅图画。经比对,月饼包装盒上使用的“跑驴”作品与原告创作的“跑驴”作品具有一致性。

  二、审理情况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鬃人是源于清末、流传于北京地区的特色民间工艺艺术,已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鬃人艺术作为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本身具有非物质的特性。原告白广成是北京鬃人艺术的传承人,在吸纳传统工艺和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制作完成的“跑驴”作品,是以有形载体形式表现的民间艺术作品。民间艺术作品可以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目前,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相关保护办法至今并未出台。在此种情况下,若民间艺术作品符合《著作权法》上作品的条件,可使用《著作权法》进行保护。本案中,原告持有“跑驴”作品原件,且其兄白大成出庭证明该作品系原告所做,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认定原告为该作品的作者。“跑驴”虽属于北京鬃人的传统制作项目,但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创作的“跑驴”作品与之前的鬃人作品相同,故本院确认涉案作品“跑驴”具有独创性,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被告在其生产月饼的包装盒上使用了涉案作品“跑驴”,且包装盒上的“跑驴”作品与原告创作的涉案作品“跑驴”具有一致性,不构成对修改权的侵犯,但确系自立体三维作品到平面二维作品的使用,属于复制行为之一。关于被告辩称月饼包装上使用的是“跑驴”图片,但未举证证明月饼包装上使用图片的合法来源,故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未经许可使用原告创作的“跑驴”作品,未署姓名,亦未支付报酬,故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五)、(六)项、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十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老北京”广式月饼包装盒上使用原告白广成创作的“跑驴”作品。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晚报》上就其生产、销售的“老北京”广式月饼包装盒上,未经许可使用原告白广成创作的“跑驴”作品,未署原告姓名的行为,刊登致歉声明。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白广成经济损失人民币二万元。四、驳回原告白广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服判。

 

  三、分歧意见

  北京鬃人系传统技能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2月25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体系即公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北京鬃人同时也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私法保护体系现在并不明朗,仅在《著作权法》第六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至今未出台,故审理该案件时出现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以下简称保护办法)未出台,涉案作品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法院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应驳回原告起诉;一种观点认为虽保护办法未出台,但从《著作权法》第六条的文义解释来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只不过由于其本身具有与一般作品的特殊性,故需另行制定特别保护办法。从司法适用角度来看,在保护办法未出台之前,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符合《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条件,可适用《著作权法》进行保护,但同时需兼顾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性。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法院最终也采纳了该观点。

  四、法官评述

  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保护50大经典案件。基于该案件的典型意义,笔者从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裁判理念、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可受《著作权法》保护及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法官适用《著作权法》时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进行分析。

  (一)法律没有规定不得成为法官拒绝裁判的理由

  保护办法迟迟未能出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畴的复杂性及其保护措施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巨大分歧。但基于现代的法治理念,法官不得因没有法律规定而拒绝进行裁判。德国法学家H·科殷认为,法治国家里的法官要面临三重任务:(一)必须对自己面对的有效的权益诉求给个说法,不能以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为借口拒绝进行判决;(二)必须服从法律,根据法律对案前的控告做出判决;(三)有义务不仅依照法律,而且也要公平、公正地下判决。法国、瑞士等国的《国民法典》对法官作出如下规定:不得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裁判。这一原则决定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纠纷,法官不得简单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应当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来对纠纷做出正确的法律适用、充分论证的法律说理,才具有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同时也可以弥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领域立法上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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