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52条之问

总第64期 文/尹锋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法律顾问发表,[商标]文章

  广药集团与香港鸿道集团关于“王老吉”商标使用权纠纷案,虽然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已经基本落下帷幕,但是该案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却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相关企业在对品牌等重要无形资产进行管理时亦应引以为鉴,避免前车之覆。

  在“王老吉”商标使用权纠纷案中,三份合同至关重要:一是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签订的“王老吉”商标使用合同,规定鸿道集团有权使用“王老吉”商标,使用期限至2010年;二是双方签订的商标使用合同第一次补充协议,使用期限延长至2013年;三是双方签订的第二次补充协议,使用期限延长至2020年。广药集团和鸿道集团对商标使用合同的效力没有争议,但对第一次补充协议和第二次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态度截然相反。广药集团认为两份协议是在该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李益民收受鸿道集团贿赂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属无效合同。而鸿道集团却认为两个补充协议均经广药集团签字盖章,合同应该有效。该案虽然经仲裁裁决两份补充协议均属无效,但是也凸显了我国法律的一些空白之处。

  在大多数国家,如果合同一方通过贿赂对方员工而签订有利于己方的合同,那么该合同通常可以被无效或被撤销,但在我国要想无效或撤销该类合同却可能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在“王老吉”商标使用权纠纷案中,仲裁委员会和原、被告双方虽然都没有公开仲裁裁决书中关于第一次补充协议和第二次补充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但基本可以推定仲裁委员会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款是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该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关于“王老吉”案件和《合同法》第52条第2项,需要分析以下两个关键法律问题:

  (一)“恶意串通”的主体是谁?

  如果按照《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所规定的字面意思和上下文来理解,“恶意串通”的主体应该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实践中,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有很多。比如甲乙二人签订合同,将甲管理的丙的生产设备低价出让给乙,然后甲向丙谎称该生产设备被盗窃,而乙明知上述事实而仍签订合同低价购买该设备。同时,在实践中,合同的一方或双方是法人,且法人的员工(而不是法人)与对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也有很多。比如在“王老吉”案件中,就是广药集团的原副董事长、总经理李益民与鸿道集团恶意串通,而损害广药集团的利益。对于此类案件,如果按照法律字面意思和上下文来理解和解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那么由于法人的员工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法人员工与对方恶意串通而签订的合同就不能按照《合同法》52条第2项的规定被无效掉。

  显然,如果按照上述解释解决此类案件,那么就有可能引起显著的利益失衡,也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在解释《合同法》52条第2项时,就可能不仅仅依据字面意思或上下文关系将“恶意串通”的主体限定为合同当事人,而是根据立法目的和公正的需要,对“恶意串通”的主体进行扩张解释,将与合同有关的所有人都界定到“恶意串通”的主体之中。而对法律条款作出与字面意思或上下文意思不同的扩张解释,最好由立法机关或最高法院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具有清晰和明确的适用性。

  (二)“第三人”是否包括合同的当事人?

  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使合同无效,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二是具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在“王老吉”案件中,如果对“恶意串通”的行为主体进行扩张解释,将法人员工包括进该行为主体之中,那么由于广药集团属于国有企业,该恶意串通行为损害了广药集团的利益,当然也就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仲裁委员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裁定双方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无效,不会存在争议。但是,对于同类案件,如果被损害的合同当事人是私营企业,而不是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那么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能否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裁判合同无效,就会存在很大争议。这是因为,根据《合同法》的字面意思和上下文,“第三人”不应包括合同当事人。例如,《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显然,该条所规定的“第三人”不可能包括合同当事人,即债权人或债务人。

  如果《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所规定的“第三人”不包括合同的当事人,那么由于私营企业的员工与合同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一般会仅仅损害该私营企业的利益,而不会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合同当事人之外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对该类合同,受损害的私营企业就不能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要求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裁决该合同无效。显然,这样的结果,对私营企业而言,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因此,为了确保公平与合理,对《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所规定的“第三人”亦应进行扩张解释,该项所规定的“第三人”不仅应包括合同当事人之外的人,同时,在法人员工与合同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该法人的利益时,该项所规定的“第三人”还应包括该受损害的法人。同样,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明确性和稳定性,立法机关或最高法院亦应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所规定的“第三人”的范围进行明确解释。

 


 

  “王老吉”商标使用权纠纷案,不仅凸显了我国法律的空白,同时也暴露了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特别是品牌管理上的薄弱之处:

 

 

  (一)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忽视

  在“王老吉”案件中,作为被告的鸿道集团和加多宝公司企图利用行贿的手段获取对其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商标使用权,其行为本身就暗含着对“王老吉”商业品牌的轻视;而原告广药集团的原副董事长、总经理李益民仅仅为了区区几百万元就将“王老吉”商标使用权延长了十年,由此也可看出广药集团领导层对知识产权的漠视程度。我国已故的知识产权权威郑成思先生早在十余年前就曾说过:企业在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资产已经不是土地、厂房等有形资产,而是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温家宝总理亦曾高瞻远瞩地指出: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这些教诲言犹在耳,我国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应该以“王老吉”案件为鉴,特别重视知识产权的价值。

    (二)企业缺乏管理制度

  我国一些企业没有对企业生死攸关的知识产权建立起特别的管理制度。企业的品牌、关键专利、关键软件、关键技术秘密或经营信息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我国法律尚存漏洞的情况下,企业对这些关键知识产权建立特别的管理制度尤为重要。正是因为广药集团对关键知识产权管理上的薄弱,才使得李益民轻而易举地将“王老吉”商标许可给鸿道集团使用。如果不是因为李益民受贿行为的暴露以及仲裁委员会对《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扩张解释,那么价值千亿的“王老吉”商标很可能还会被鸿道集团及加多宝公司近乎免费地使用十年。2010年,已经通过上市审核的苏州恒久股份公司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将其若干项专利列为该公司的核心资产,但是在该公司正式上市前夕,上述专利因为未续交年费而失效,并进而导致该公司数十亿元IPO的失败。这一案例也再一次说明了企业关键知识产权的轻视程度,同时,也再次表明了我国企业建立关键知识产权特别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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