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申诉会更有效地解决一些挑战性的问题——访美国驻华使馆知识产权专员 柯恒(Mark Cohen)

总第18期 第18期 china IP发表,[综合]文章

编者按:

针对中美WTO之争,本刊记者劳恩(Lloyd Flaton)采访了美国驻华使馆知识产权专员柯恒(Mark Cohen),正在日内瓦参与中美知识产权磋商的柯恒对中美WTO申诉等相关问题作出了书面回答。

China IP 许多中国民众认为,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导致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提起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方面的WTO申诉。您认为最近的WTO申诉案的缘由何在?

柯恒:WTO磋商请求的诱发因素是什么?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这当中确实存在很多历史因素。毫无疑问,美国国会乐于看到美国的知识产权在海外受到公正的保护,而且在美国国内有一套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于在WTO申诉中,执政党更替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比如,你是一个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无论你是民主党派还是共和党派,可以肯定你会关注电影或音乐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Judge Rogan作为一名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员,在他担任美国专利商标局主席的时候,当然毫无疑问对加利福尼亚州的各种产业感兴趣。此外,早在2007410 日美国向WTO申诉之前,对可能提起的申诉中的问题,中国的同行也讨论过了。据我所知,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从长远来看,美国磋商请求中的某些问题事实上由来已久。假冒和盗版行为的犯罪量刑问题可以追溯到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控制盗版视频产品的出口,中国的边境措施也大约是从那时候被提起的。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报告书》要求国务院建议法院及司法部门降低刑事定罪的门槛。200412月颁布的一项新的司法解释兑现了此承诺。事实上,这一司法解释在许多方面降低了门槛,但在某些方面则提高了门槛:比如,此前对累犯行为、对商标和医药用品的故意侵权是“无”门槛的。关于刑法是否要求同时满足 “复制”和“发行”这两个条件,则仍然是关注的焦点。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知识产权理事会指出了中国民事、刑事和行政制度威慑力不足的问题,这在美国贸易代表的年度301特别报告中也提到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根据“第63条”向WTO提出的申请中,分别提出了中国执法体系的透明度问题。

当然,改进刑事执法现状仍然有很多别的方法,其中包括美国努力完善的由行政机关向刑事程序提供指导的做法,教育权利所有者怎样有效地利用相关制度,关注一些新的问题,如网络盗版、网络犯罪、侵权商品的边境交易、全球化经济及数字时代下的侵权问题,加强执法方面的合作,开始关注地方实施问题等等。这不是一个新的议题。

WTO案件仅仅提及了四项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关注面很窄。我们都需要继续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看待这一问题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努力地迅速了解,中国在哪一方面可以利用最少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刑事手段具有潜在的社会威摄力。从海外查获来自中国的假冒商品的增长情况来看,中国的行政制度没能做到与侵权行为的发展同步。一个具有刑事威慑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可预见及成比例的方式贯彻实施,肯定能起作用。

China IP 过去美中两国常常通过合作和磋商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问题。既然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和强化执法的努力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为何此次美国政府仍决定提起WTO申诉?

柯恒:提起WTO 申诉是美国贸易代表的决定,而我不是美国贸易代表处成员。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我代表美国专利商标局和商业部,还代表美国大使为大使馆处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政问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很强烈的意愿要提出WTO磋商申请。我们倾向于通过双边协商来解决问题。然而,WTO机制是为了解决那些双边机制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对于老问题有新的帮助。很明显,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提出申请是因为他们认定,磋商会更有效地解决一些挑战性的问题。美国并不认为“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只有在日内瓦才能得以解决”,也不认为“双边机制”毫无意义。当然更不会认为,他们有权比WTO的所有成员国更早提出磋商请求。我们仅提出了磋商申请中提到的问题,而磋商申请已在美国大使馆官方网站上用中英双语发布了。

中国是世界第四大贸易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商标局,其专利局也属于世界上最大的专利局之列。中国的民事诉讼相当频繁,其行政执法体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有一套宽泛的、极为复杂的“三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包括民事的、刑事的及行政的保护,在各地贯彻执行时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然而,中国生产的侵权商品遍布全世界。一些有竞争力的美国产业,比如音乐、影视及出版物等产业,发现他们的产品在世界范围被广泛侵权,而制止侵权的手段却非常有限,尤其是在零售方面。只有到北京、上海、广州的任何一条主干道上去实地体验,或者通过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市民交谈,才会明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合法的音像制品(如果能买到的话)。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法律的修正和协作。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WTO知识产权保护申诉案的当事国,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WTO特别要求成员国认可争端解决请求并不是一种敌意行为。事实上,美国非常愿意就知识产权问题的各个方面同中国保持合作,正如在以前提起或应对WTO申诉时,我们和贸易伙伴合作那样。例如,在近期的战略性经济对话中,我们在知识产权问题的关税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也期待着其他形式的合作和交流。

China IP 您是否担心WTO申诉案会对中美政府间就知识产权问题的合作产生不利影响,而申诉实际上是否会带来反作用?

柯恒:要求一个国家证明其遵守WTO承诺以及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产生反作用。事实上,提起WTO申诉意味着对于相互理解和真正交流的需求更加强烈,而不是减弱。我们不能要求权利人做到而自己却做不到——应该依照法律,合理地尊重和行使他们的权利。

当然,中国某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可能会选择减少合作。这是令人遗憾的,这样做会导致误解的加深,必将不利于任何一方。我个人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在两国的专利商标、著作权及其他知识产权部门间建立起联系。

由于居住在中国和用汉语交流,我常常有机会接触来自企业界、律师界、学界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员,阅读文章和案例,并就现阶段最新的发展情况与他人交换意见。减少合作很可能对那些最需要合作的人带来损害,也即那些生活在华盛顿或北京,为了理解对方国家的发展而经常需要交换意见的人。拆楼容易盖楼难。我个人还担心,如果其他渠道被关闭,使用正式途径解决问题的压力将会增大

China IP 美国政府还希望看见中国就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问题采取哪些其他措施?

柯恒:中国需要采取措施契合WTO及其他承诺,并配合其自身的法律构架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和所有国家一样,中国需要定期审查和评价其法律法规以及资源配置,从而保证其以最大的力度保护知识产权。当前,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对著作权和其他权利的技术挑战的增强;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全球化;以及专利审查和网络犯罪等技术领域合作的需求。针对这些现象,中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

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变革是十分有益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大多在近6年中修改过一次,现在又都在做不同程度地修改,相比之下,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中国,为何尚未出台知识产权刑事法律的修改计划?商标申请量激增的情况下,中国的商标局应灵活地雇用更多的商标审查员。中国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需要采取权威性的措施确立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例如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警察,创立地区或全国的知识产权巡回法庭,建立指令性的审判指导制度等等。每个部门都要各就其位。

中国及其贸易伙伴还要设法克服眼前的挫折,即尽管政府做出了了巨大的努力,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在大部分地区仍在继续增加。中西方媒体同时还需对存在的问题及取得的成就做出公正的报道。中国媒体不应忽视广泛的侵权行为给中国带来的大量难题和在声誉上的损害。例如,在中国人们很少会看到有新闻报道外国海关查获产自中国的假冒或盗版货物。当中国将其巨额贸易顺差建立在生产并非由其发明的产品的基础上时,那些关于国外专利权所有人 “受压榨”的尖锐报道,并非要摧毁或打击知识产权体系的基础,而是它取得成效的证明。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知识产权体系的某些方面——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及民事诉讼程序等(稍作列举)——所起的有限的作用,也应进行研究和关注。中国的权利所有人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努力实施他们的权利时所应负担的义务,同样不应被忽视,因为中国正为发展创新型经济而奋斗。

我不认为存在一份全面的“愿望清单”。没人期望中国能将其盗版或假冒行为的数量降低到零。大多数人希望看到盗版和假冒行为数量出现绝对的下降,并且挽回部分经济损失。许多人还希望看到一些地区性的混乱和一些声名狼藉的侵权情况有明显的改善——例如北京的商品市场中,秀水街的改良情况,就是取得进展的一个表现。对于著作权实施方面的减压可以通过推动更大范围的市场准入来实现,比如取消20部外国影片发行的最高限制。

中国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资源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然而,鉴于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应当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对这些资源的再分配上。中国国家版权局需要数量颇巨的执法官员。中国商标局也需要大量增加人手,以期在提高质量的同时减少未决案件。中国还需要考虑设立像美国一样的知识产权上诉法庭,建立特别的知识产权检察院或公安机关。在更为广泛的知识产权犯罪领域,中国还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尤其在对时效性十分敏感的互联网案件中。民事案件的繁琐程序可以简化,比如去除繁琐的公正和领事认证要件等。可以加大力度完善对保密信息处理的程序。像Hatch Waxman法案中的专利链条制度是可以借鉴的。

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案的冗长列举并不意味着这些都是“WTO申诉案”。反之,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对话和交流,中国知识产权体系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毕竟,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案件涉及的是中国的权利所有人(仅民事案件就占90%以上)。绝大多数中国商标、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所有人也还是中国人。

 注:本次采访以英文进行,中文稿为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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