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院筹建提速

总第86期 聂士海 中国知识产权杂志副主编发表,[综合]文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这一创新性的重要举措。在此之前,虽然有关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制的问题在国内学界早有讨论,但大都停留在理论探索层面。在中央此番以正式文件表明态度之后,各地纷纷开始推动将此举付诸实践。

  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列入2014年工作安排当中。

  大势所趋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不少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分别以文章或发言的形式,就知识产权法院这一话题展开了充分讨论。特别是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议题再一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话题。

  论及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虽然各界观点不尽一致,但集中体现为以下三点理由:其一是国内近年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猛增,一些法院不堪重负;其二是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对于法官素质要求较高;其三是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易造成裁判冲突。

  近些年来,随着知识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加和社会各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法院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一审、二审、再审案件114177件,比2012年上升2.83%,案件数量再创新高。其中,民事知识产权案件99935件,同比上升7.04%;行政知识产权案件4399件,同比上升2.47%。而从2009年至2013年,全国地方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从3万多件增长到近9万件;行政案件从近2000件增长到近3000件,刑事案件则从3000多件增长到9000多件。

  案件数量的剧增无疑加大了法官的审案压力,同时也无法保证判案质量。因此,科学合理地设置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对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质量至关重要。

  案多人少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增加人员和编制的办法来逐步加以解决,但以目前国内法院的审判机制与格局,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表示,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涉及专业的技术问题,如专利商业秘密案件,或者随技术的发展而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诸如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及商标权案件,这都要求审理者的知识结构合理,有足够的经验应对专业问题。他认为,建立专业性的知识产权法院将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能更好地有针对性地维护权利人的权利。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二庭姜颖法官对此感同身受:“比如审理专利行政案件,传统技术领域的不断扩展和新技术领域的不断出现,要求法官不但要懂法而且还要懂技术,对于各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必须不断更新。这对每个知识产权法官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余明永认为,现今法官队伍管理体制不适合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因为知识产权审判是跨学科的审判领域,法官不仅要具备法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必须具备一定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法官的成熟周期要比一般审判领域长。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对此持相同看法。他认为,因为涉及无形资产和跨学科技术,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极强,涉及的法律问题日趋复杂。因此,比起知识产权法庭,建知识产权法院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统一司法标准,节约司法成本。

  基于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以及实际存在的地方保护等原因,在各地、各级法院之间,甚至是在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之间,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裁判尺度不一的情况,这不仅难以让案件当事人满意,影响诉讼的社会效果,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形象。

  要想真正做到统一裁判标准、避免裁判冲突,则必须从体制机制方面找出存在制约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发展的症结所在。

  为了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我国各级法院系统多年来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革。最高人民法院也采取了多种举措,比如逐步铺开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等等。但业内普遍认为,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地方急行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之后,各地筹建知识产权法院的行动明显提速。尽管此前曾有最高法院人士表示,此事需要较长时间,目前尚无具体时间表,但却依然无法阻挡地方上的建院热情,甚至出现了各地争相筹备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现象。据初步观察,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河南、湖北及四川等省市都在申请筹建知识产权法院。从业内相关人士,特别是地方各级法院负责人的对外公开表态当中,不乏出现“率先”、“首家”或“首批”等字眼。

  早在1993年就成立了国内首个知识产权庭的北京法院系统,多年来对于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在建立“大民事”格局的司法改革思路影响下,加之其他一些现实因素,这一进程曾遭遇了不小的阻力。日前,为贯彻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北京市正在重新开启这一进程。去年12月,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在与神华集团院士专家座谈期间透露,北京市准备成立首家知识产权法院。

  在此大背景下,担负国内绝大部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判任务的北京一中院向前迈进了扎实的下一步。3月17日,《人民法院报》以《北京一中院“双核驱动”知识产权审判》为题,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探索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的最新举措作了详细报道。这也是去年年底北京一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一分为二”以来,首次在官方媒体上正式“亮相”。

  据了解,2013年底,为了有效推动司法裁判尺度统一,提升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效率,有效实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宗旨需要,北京一中院在原先民事审判第五庭的基础上建立知识产权审判一庭、二庭,其中,一庭主要办理商标权案件,二庭主要办理著作权和专利权案件,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类型案件集中由两个知识产权庭审理,在北京率先构建了“大知产”审判格局。

  而对于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来说,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上也自然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姿态。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黄武双等专家认为,上海有条件、也应争取开展地方性知识产权法院的首批试点。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单晓光表示,上海已把建立“亚太地区知识产权中心”作为2020年的战略目标,知识产权法院的试点对实现该目标很有意义。更有专家们建议,知识产权法院的探索不妨考虑突破现有法院的地域管辖限制,比如可在上海跨地区审理周边案件,以突出公正性,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吕国强则建议,为争取知识产权法院率先落沪,上海各方面应形成合力;法律界也该早作研究,明晰具体问题,如知识产权法院的审级(是中院还是基层法院)、结构、规模等。

  有媒体报道称,目前广州也正在积极申请设立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年以来审理了过万件知识产权案件。据统计,广州受理和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占同期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总量的约1/10。仅在2013年,广州两级法院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近万件,同比增长了20%。法官人均结案数达136件,最高为218件,法官工作量极大、案多人少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广州在基层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并推出了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合一”综合试点合议庭。丰富的审判经验和调研成果为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实践经验和素材。

  在不久前召开的广东省“两会”期间,广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余明永以省政协委员身份提交了一份建议,在广州地区率先探索创设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促进该类案件审判的专业化。他认为,广东是专利申请和获批大省,有丰富的案源,无论是从人、财、物方面,还是政策环境等区域优势方面,都已具备了迈出这一步改革的基础条件。

  此外,广州市中级法院院长刘年夫在向市人大作法院工作报告时,也提出将探索试点设立广州市知识产权法院。刘年夫还向媒体透露,目前这一想法已通过省高院向最高法院申报。刘年夫表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后,将负责审理原由各个基层法院一审的知识产权案件,级别相当于基层法院,由市中院指导、监督。知识产权法院要探索一个新型的法院模式,可能参考珠海横琴法院,推行法院改革,淡化行政化色彩,减少一些机构和人员,突出审判办案、突出法官的主体地位。

  地处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也不甘落后。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许勤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说,深圳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已在全国法院率先成立知识产权庭,探索实行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三合一”,建议最高院支持深圳率先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为全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探索新路、积累经验。

  去年年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对外透露,江苏正在积极筹建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1月15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向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工作中提出,2013年,全市法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一审审结知识产权纠纷案件1505件。为配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开展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和专业化审理试点工作,经最高法院批准,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自去年7月1日起负责审理发生在秦淮、栖霞、浦口、溧水、高淳区的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为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进行探索,得到最高法院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今年南京将争取成立知识产权法院,依法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促进创新驱动战略顺利实施。

  另据南京市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成立后,将利于协调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在知识产权维权案件中的办案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在“两会”期间表示,进一步加大对湖北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支持力度,建议批准在湖北设立知识产权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她说,“两高”报告中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湖北具有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条件和优势,科教资源丰富,拥有东湖开发区等多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示范区。湖北省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案件几乎覆盖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所有领域。为此,她建议批准在湖北设立知识产权中级法院或基层法院,更好地维护知识产权

  河南省也很快行动起来。从2月14日召开的河南省全省法院院长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今后一个时期,河南省法院将采取多项措施,推进司法改革,探索设立郑州知识产权法院。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向全国两会递交议案,结合河南省实际,建议尽快设立郑州知识产权法院。张立勇表示,随着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必将推进河南产业技术进步升级,也势必出现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纠纷。河南需要尽快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应对未来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需要,跨区域管辖知识产权案件,促进河南创新驱动发展。

  据悉,河南高院作为全国5个知识产权案件实施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合一”审理的试点高级法院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机构独立、人员固定、管理规范的知识产权审判管理模式,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奠定了基础。此外,随着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成立,以及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九巡回审理庭在郑州成立,河南已成为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区域中心,需要通过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司法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商华今年向两会提交建议,希望在成都建立跨省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法院,理由是四川省内资本、技术、信息与人才向成都集中,同时成都地区也与西部经济体有密切联系。

  稳步推进

  在各地积极推动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同时,也有专家强调,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呈现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像北京、上海、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知识产权案件占到全国50%以上,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远低于上述发达地区。因此,应当在知识产权案件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决定知识产权法院的布局。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吕薇表示,知识产权法院不能遍地开花,应选择基础较好、案件较多的地方,如上海、北京等城市先行先试。因为业内公认,京沪的知识产权审判水平在国内领先,也集聚了一批专业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嘉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多个知识产权法院。如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西南地区等依据各案件数据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统筹审理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研究员杨延超建议,可以考虑在北京设立一个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作为知识产权案件的最高审判机构,负责指导全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按区域位置及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来设置若干所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尹锋林博士则主张,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必须合理确定专门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地域布局。由于知识产权行政案件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且主要是针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和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专利商标无效案件,同时由于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垄断等民事案件的审理需要极强的专业性,加之上述案件总量尚可控,因此,根据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原则,可以首先在北京试点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集中受理知识行政案件和有关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垄断的民事二审案件。如果北京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不能满足科技创新和市场发展对高质量知识产权审判资源的需求,那么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北京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受案范围或者在其他地区增设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为了将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需要尽快起草并制定知识产权法院组织建设的相关法律。合理确定知识产权法院的职权和组织结构,使新成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有机融合到现行人民法院体系之中,确保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工作高效流畅运行。”尹锋林说。(聂士海 中国知识产权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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