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保护“破坏者”? ——创造性破坏与知识产权

总第148期 张翼翔 China IP发表,[综合]文章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创新”二字无疑带着开拓性、建设性的意味,代表着人类增进共同福祉、建构美好生活的前景,是一种人类智慧与文明的“加法”。但人们似乎很少认识到,创新从来就不是无本万利的生意,无论是创新者本身,还是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都难免要为创新成果的诞生付出某种可见或不可见的代价;可以说,创新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减法”。

  事实上,上文所述的观点并非什么新鲜之谈。早在上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就曾围绕此作出了著名论述——这就是享誉至今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从这一理论入手,既能够帮助我们从“加法”与“减法”两个维度上清晰界定创新的价值所在,亦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作为“破坏者”的创新者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保护这些“破坏者”的终极意义。

  创造性破坏:企业的进退存亡之道

  在熊彼特看来,健康经济的常态并不在于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恰恰在于“动态失衡”,即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打破市场均衡。这种通过技术创新所获得的高质量增长的动态竞争效益,远远高于在既有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秩序下,通过生产要素的重复循环的更替所能实现的价值。可见,创新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所谓“革命性”,不仅表现在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维度跃升,也落实于其字面意义上,体现为新旧势力的更替。在市场中,创新不断地推动着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更替,乃至转化为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在此过程中,旧的组织、旧的生产方式也相继“被破坏”,社会生产和公众生活的面貌随之焕然一新。

  “创造性破坏”引起新旧更替的实例,在人们的经验中并不难觅。铁路与火车的出现淘汰了马车,电报与电话的问世让飞鸽传书和驿寄尺素成为了纯粹的古典式浪漫,手机的普及也把寻呼机变成了当代年轻人眼中的“古董”。放眼当今的市场巨头,我们更是不难发现,它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借由创造性破坏而起家的。以美国流媒体巨头、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Netflix为例,这家成立于1997年的公司,始终紧随互联网及移动技术的发展脚步经营其在线影片租赁业务,借此挤掉了传统的录像带和光盘实体租赁行业。数据显示,2005-2015年的十年间,录像带和光盘实体租赁行业的工作岗位数量减少了惊人的93%之多,就连曾经的实体租赁巨头Blockbuster也在2010年宣告破产;而这十年,正好是Netflix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有一些市场巨头,已经在为自己落后于“创造性”破坏的潮流而忧心忡忡。如索尼公司总裁中钵良治就曾公开表示:“索尼在众多领域都落后于竞争对手,索尼新产品未能吸引消费者的主要原因是工程师在某些时候未能把握市场潮流。”

  Netflix的成功,绝对离不开移动技术的发展进步。从1G到4G,我们已经见证了每一代通信标准的革新及其背后的一整部移动通信技术史为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变化,其中就包括我们对于手机功能之认识的一次次颠覆。而如今,5G也已叩响人类社会的大门。在2019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美国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马克·斯奈德就指出了5G技术的革命性所在:“5G并不是一项仅限于手机的技术,事实上,它的作用远远超出手机。利用5G技术,我们可以把生活中海量的各类型设备广泛连接起来,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远程医疗等很多超出我们目前想象的应用,都将随着5G的到来而变为现实。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无论哪个行业都将从5G技术的部署中获益。”毋庸讳言,移动通信技术的更迭发展亦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一些曾经称霸市场的手机生产商如今的没落,便是明证。

  保护“破坏者”: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关系

  保护创新,维护创新者的合理利益,是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价值之一。但当我们意识到创新往往也伴随着既有组织与生产方式的破坏,一个关乎知识产权制度之根本合理性的新问题也随之提出:人们为什么要在新旧之间选择“新”?这是否是一种“喜新厌旧”的非理性选择?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借由“创造性破坏”理论,熊彼特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一个漂亮的解答。他指出,与既有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相反,创新是突发性、间断性的。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是质的飞跃而非量的提高,而创新本身又带着必然的偶然性。“无论把多少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熊彼特的这一比喻,生动形象地点明了创新的难得。此外,熊彼特还提到,所谓“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必然是“企业家”——当然,这里的“企业家”并非企业管理者的同义词,而仅在作为创新主体的意义上成立。正因如此,与其说“企业家”是一种身份,毋宁说它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一个人因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成为企业家,“而当他一旦建立起企业,并像其他人一样开始经营这个企业时,这一特征就马上消失”。换言之,唯有不断创新,一个人才能长期地保持“企业家”的状态。

  对于创新(尤其是那些引领时代变革的重大创新)的高成本、长周期和高风险,专业领域人士及知识产权从业者想必都深有体会。仍以移动通信领域为例,据马克·斯奈德介绍,仅在2009-2013年间,全球对移动无线产业研发和基础设施领域建设的投入额高达上万亿美元,“这样的投入带动了相关设备和服务行业的巨额收入,创建了上千万的就业机会,也撬动了全球对移动产业生态系统的更多投资”。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这样的巨额投入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制度之所以保护“创造性破坏者”的最大理由便不难得出:创新本身所带来的建设性价值,在本质上弥补且大大超出了其造成的“破坏”,而创新与创新者,又恰恰都是高额投入下仍可遇不可求的偶然产物。有鉴于此,要有力保护脆弱的创新与创新者,知识产权制度就绝不应只是具文。长期、稳定、可预测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较高的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执行效率,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及时有效制止以及对侵权者的及时、合理处罚,都是保证知识产权制度落地生根的必要条件。以专利诉讼中的禁令制度为例,禁令是一种保护专利权人的排他权利,是制止持续性侵权行为的救济措施。为获得对侵权人的禁令,专利权人往往需要历时多年,经过起诉、上诉等一系列程序方能成功,而此时相关侵权产品可能早已退出市场,这对于一些小型发明人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因此,如果禁令的获取和执行不能及时实现,则将失去其保护权利人、惩戒侵权者的制度意义。

  幸运的是,在中国,政府始终将创新驱动作为一项核心国策予以坚定执行,并相应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2018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对此,外资企业有要求,中国企业更有要求。……今年,我们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如今,全国人大正在讨论的《专利法》草案,其中就包含了适用惩罚性赔偿、加大专利侵权赔偿力度的条款,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政府保护国内国际“创造性破坏者”的决心。我们也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创造性破坏者”将在未来粉墨登场,改变国人乃至全球民众眼中世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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