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必要性探究

总第151期 汤溪贺 China IP发表,[其他]文章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发生了越来越多知识产权程序滥用的情况,给企业的维权带来了较大的困扰。同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高发率与刑事追诉率在我国当前呈现出巨大反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多次对知识产权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虽然在程序方面有不少新规,但由于没有特殊的制度设计,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以名创优品为例,其作为国际知名品牌,于2013年开始进入中国,2018年的全年营业额已达170亿元。但名创优品在致力于创造企业IP价值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可避免的难题——市场上各种模仿自身品牌及商业模式的竞品争相出现。“我们每创造出一款令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就有企业在短短两周的时间中进行抄袭、制作并贩卖。为了解决这些盗版竞品的难题,名创优品于2018年年底开始收集证据,志在将侵权者以及侵权产品一网打尽,但在诉讼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很多难点问题。”名创优品法务总监马腾告诉China IP记者。

  现有诉讼程序存在诸多难点

  从权利保护实际效果来看,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专利法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出,专利维权存在“时间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201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一次在著作权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一些单位、著作权人向检查组反映,部分案件存在维权成本高、诉讼时间长、举证责任重、赔偿数额低等问题,“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的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权利人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的积极性。

  (一)财产保全程序执行难

  马腾表示,企业在一般的诉讼案件财产保全程序中,会遇到以下三个难点:一是保全担保下的财产风险,财产保全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申请人在法律规定或法院要求的情况下,需要以自身的财产提供担保,这无疑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财产风险,即使采用财产保全责任险,同样面临保险公司不同意提供担保及保额低于预期的难点;二是保全请求被支持概率较小,在被申请人为多个被告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初步判断各被告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以及份额,在财产保全中要求进行放弃或切割;三是保全与执行衔接不足,即使是财产保全申请被核准的情况下,案件同样存在执行难问题,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不足。

  (二)恶意侵权诉讼难规避

  “恶意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是指行为人明知其获得的知识产权不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却以其形式上享有的知识产权为依据,以不当获取竞争优势、市场利益为目的,对他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给他人造成损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汤茂仁表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主观恶意,体现在行为人不正当地获得知识产权权利,并以此权利为基础起诉他人,从而达到将他人排挤出竞争市场的目的;二是客观损害,即行为人恶意提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客观上对他人正当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害。

  (三)行为人恶意举证难制止

  在实际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些行为人一审时怠于举证,更有甚者拒不到庭。“这种情况下,即便其在二审过程中举证,且成立后法院支持其主张,行为人也应当因其怠于举证的行为而赔偿对方相关损失。”汤茂仁指出,“恶意举证”认定的司法原理,即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致他人损失的,应当赔偿,其构成要件同样是主观恶意加客观损失。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法院一般不予采纳,但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应当采纳,并可对当事人予以罚款、训诫。

  (四)恶意提出管辖权异议

  “恶意提出管辖权异议”,即当事人明知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仍以拖延诉讼为目的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由此可知,恶意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认定要件主要包括两条:一是明显无依据,甚至伪造证据;二是主观明知且以拖延诉讼为目的。除此之外,还存在“恶意申请禁令”“恶意投诉”等行为。有些行为人申请禁令、投诉均带有不正当竞争等恶意目的,并将对被申请人、被投诉人造成一定损害。

  特别程序法制定需提上日程

  作为特殊的犯罪类型,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仅依靠法律的一般规定很难实现,必须有特殊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保护被害人的艰巨任务。在2018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也强调,要全面完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机制,根据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特殊性,比较分析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研究制定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特别程序法。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秦元明指出,从理论上讲,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是私权,但是同时又具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属于非常特殊的财产权。而且,由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同一个知识产权可能同时涉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此外,专利商标的授权确权行为并不是典型的行政行为,授权确权行政纠纷诉讼亦不属于典型的行政诉讼。

  而从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管辖格局也亟待优化。从1996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始试点“三合一”以来,二十年间全国已有19家高级法院、96家中级法院和126家基层法院试点实行了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地管辖原则,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跨区域管辖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当前“三合一”试点中实际上是通过个案指定方式进行的,由省一级公检法联合出台规定予以明确。虽然从个案角度看,这一做法没有问题,但如果采取普遍的集中管辖或者移送管辖,就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

  此外,目前中级人民法院层面知识产权案件的一审管辖,一般按照专利等技术类和非技术类划分,基层法院一审管辖案件仅包括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主要指除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驰名商标认定以及垄断纠纷案件之外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据初步统计,全国经过批准享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有176家,享有专利等技术类一审案件管辖权的,除3家知识产权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等21个法庭外,还有32个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和未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省会城市的约19个中级人民法院。

  “从上述情况来看,研究制定‘知识产权特别诉讼程序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将其列为2018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秦元明告诉China IP记者。

  具备法律基础立法行之将至

  1985年至今,我国共制定涉知识产权司法解释40多个,司法政策性文件40多件,内容涉及管辖、行为保全、诉讼证据、损害赔偿等。其中有很多相关程序问题,都为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也提出了8项基本原则、8个主要目标和15项重点措施,对特别程序法的制定做出了初步规划。

  制定相关法律最终要实现哪些目标?秦元明解释道,首先要在损害赔偿认定、证据效力采信等方面建立明确统一的知识产权裁判标准规则体系;其次是建立区域布局、横向关系、纵向关系、“三合一”机制均衡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第三是建立地域管辖、级别管辖、专属管辖以及跨区域集中管辖的案件管辖制度体系;第四要形成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证据规则体系,即建立当事人提供证据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及保全证据,证据披露与排除证据妨碍等统筹协调的证据规则体系;第五要建立权利人被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许可费用、法定赔偿以及维权成本与知识产权价值相适应的损害赔偿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正在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方式进行尝试与改革,但无论是三审合一还是其他方式,都离不开具体制度设置与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任务的实现,程序健全需要优先考虑。结合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程序的现状,唯有在追诉程序上进行特别的制度设计,才能应对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追责的需要。

  “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的制定,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创新的成果和智慧法律形式的凝结、固定和升华,虽道长且阻,但也行则将至。”尽管具有一定挑战性,但秦元明对特别程序法的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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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正在修订中的《专利法》四修,拟将恶意侵权专利赔偿额度从原有的最高三倍上限调整到最高五倍,五倍赔偿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赔偿额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考虑过
合理,打击侵权,确有必要
不合理,赔偿过高,国际上并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