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编剧署名权 侵权认定法律问题研究

总第151期 闫永廉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三庭 法官 刘蔚雯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三庭 法官助理发表,[专利]文章

  前言:本文在分析影视剧编剧署名权法理内涵及影视剧署名权侵权认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侵权认定的一般路径,同时对该类案件中常见的几个典型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并提供初步的解决思路。

  随着影视剧行业的蓬勃发展,涉及影视剧编剧的侵权纠纷也不断涌现,其中不乏一些涉及知名作者和作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典型案件。本文在分析影视剧编剧署名权法理内涵及影视剧署名权侵权认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侵权认定的一般路径,同时对该类案件中常见的几个典型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并提供初步的解决思路。

  影视剧编剧署名权的法理内涵

  署名权作为一项著作人身权,既具有保护作者精神利益的私法属性,同时也具有彰显作者与作品之间联系的社会属性。编剧署名权区别于一般作品的署名权,既包含了编剧作为文字作品剧本的作者而享有的署名权,也包含了作为影视剧完成片的编剧而享有的署名权,两者相互区别,又彼此依存。前者的权利来源于法律规定,即现行《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权利的行使方式也同一般的文字作品一样;而后者的权利来源,一方面来源于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则来源于编剧与制片方签订的委托创作合同或是授权许可/转让合同中的约定。由此,编剧署名权具有以下特征:

  (一)影视剧编剧署名权属于一项法定权利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上述法律规定明确赋予了编剧对于自己创作出的剧本享有署名权。

  (二)影视剧编剧署名权基于剧本的创作行为而产生

  署名权是作者依法对其创作出的作品享有的权利,影视作品的编剧署名权亦是如此,是否享有署名权,取决于其是否进行了创作活动。在冉平诉张天民确认编剧署名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影视剧编剧署名权产生于剧本的直接创作,而非策划、创意的提出或是合同约定及其他[1]。在《北平无战事》署名权纠纷[2]、《芈月传》署名权纠纷[3]两案中,法院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三)享有编剧署名权需以剧本实际使用为必要条件

  编剧对于文字剧本的署名权因创作而产生,而根据剧本创作的电视剧编剧的署名权则需同时具备创作和使用两个条件。影视剧剧本的创作往往几易其稿,耗时较长,编剧是否享有影视剧字幕中的署名权,不仅需要判断其是否实际参与了剧本创作,还需要判断其创作的内容是否体现在最终拍摄完成的影视剧中。

  (四)行使编剧署名权原则上需以作品为载体

  署名权的主要功能在于表明作者身份,从法律效果来看,署名也昭示着著作权的归属,因而主流观点认为署名权行使应以作品为载体,其他载体上未给作者署名一般不构成对署名权的侵犯。实践中,出现过一些因海报、片花未给编剧署名而引发争议的案例。因海报和片花并非作品本身,也不是影视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仅是电视剧权利人为了宣传电视剧而制作,其内容主要服从于广告宣传效果,其中展现的内容在没有合同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应由电视剧权利人自行决定。再者,现行法律对于海报、片花上需为编剧署名未做规定,亦不存在相关行业惯例。故该等情形往往不被认定侵犯编剧的署名权。

  影视剧编剧署名权侵权认定应遵循的原则

  (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署名权侵权案件虽然属于侵权纠纷,但是实践中编剧通常会与影视剧权利人签订剧本创作合同,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优先。双方签订的剧本创作合同中对于署名方式、署名顺序等署名权实现事宜的约定,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产物,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影视剧权利人和编剧均应按照约定全面适当地履行义务。

  (二)足以彰显作者与该作品之间特定联系的原则

  在片方与编剧未就署名方式进行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片方应该在哪些载体上为编剧署名,笔者认为,只要“足以表明作者身份和彰显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特定联系”,即可认定片方已经履行了署名义务。换言之,编剧署名权并非是指在作品的所有部分都需进行署名,只要客观上足以使公众知悉编剧身份,不影响编剧通过创作完成的作品能够获得的名誉、荣誉等精神利益即可。

  (三)符合行业惯例原则

  一般来说,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笔名、艺名,以及以何种方式具体署名,应当符合行业惯例和公众习惯,同时必须能确定地代表某个特定作者。对于影视剧来说,编剧署名权一般指在影视剧及其光盘等复制品的片头、片尾署名的权利。

  影视剧编剧署名权侵权认定的一般思路

  著作权案件的审理思路一般遵循“确定权利-固定行为-厘清责任”这一路径,编剧署名权的权利来源既有法律规定,又有合同约定,因而存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下将对影视剧编剧署名权侵权认定的一般审理思路予以详细论述:

  第一步,分析争议对象剧本的创作类型

  编剧创作的影视剧剧本属于《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的文字作品,按照是否原创来区分,可以分为原创作品和演绎作品。在影视剧创作中通常体现为改编作品,当下诸多热播剧的电视剧剧本都是以原著小说为蓝本进行二度创作而产生,如《甄嬛传》《芈月传》等。按照作者的人数来区分,可以分为单独作品和合作作品。对于演绎作品来说,原作品的作者及演绎作品的作者均有署名权;对于合作作品而言,参加创作的各位作者均有署名权。

  第二步,确定原告是否进行了剧本创作以及影视剧是否使用了其独创性内容

  如上文所述,编剧署名权来源于创作行为而非其他。只要编剧对剧本进行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其创作行为在整个剧本的创作中占有适当比例,并且创作的内容最终体现在影视剧中,就应当享有编剧署名权。另外,合同中也对署名权的归属和行使进行了约定,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编剧实际参与创作的内容极少,但是合同中约定了需将其署名为编剧,此时该编剧是否享有署名权?二是编剧创作出的剧本不符合片方的质量要求,按照合同约定不能享有编剧署名权,但最终的剧本和影视剧采用了原编剧创作出的部分成果,此时该编剧能否享有署名权?

  笔者认为,编剧署名权是基于编剧创作完成的剧本产生的著作权,应当属于剧本法定署名权的范畴,不因合同约定而产生或消亡。如果该编剧创作的内容极少或仅是对他人创作完成的作品进行部分技术性修改,则不产生署名权;相反,如果编剧确实对剧本付出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那么无论其创作出的剧本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的拍摄要求,都不能否定其对电视剧享有编剧署名权。

  第三步,查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约定以及是否存在依据作品使用特性无法指明编剧的情形

  署名约定包含对权利归属和权利行使两方面的约定,双方对于权利的行使,即署名方式、署名顺序的约定应为有效。署名权作为著作人身权,原则上不可转让。如果编剧与制片方就“编剧不署名”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依据署名权的行使规则,不署名也是署名权的一种行使方式,此时应当允许编剧以明示的方式“放弃”署名。另外,署名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亦有其边界。如果在某些特殊情形下确实无法署名或署名有违社会惯例时,即使其行为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亦不宜认定构成对署名权的侵犯。

  第四步,固定被控侵权行为

  实践中,侵犯编剧署名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未署名、署名不当。下面将分别进行论述:

  第一种表现形式是未署名。

  无论剧本属于何种作品形式,在影视剧字幕中为编剧署名是行业惯例。因此,如果影视剧字幕中遗漏了享有署名权的编剧或将其署名为他人,一般均构成对编剧署名权的侵害。

  如果作者主张片方未在影视剧字幕之外的其他载体上为其署名构成对其署名权的侵害,首先应审查合同中有无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如合同对此进行了约定,且约定的条件已经成就,则片方基于违约构成对编剧署名权的侵犯;如合同中对此并无约定,则需进一步审查其必要性,即现有署名是否已经足以表明作者身份以及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不过,如果在其他载体上将编剧错署为他人,割裂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此时无论合同中对署名载体有无约定,都应属于对编剧署名权的侵犯。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署名不当。署名不当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署名方式不当。实践中,影视剧编剧的署名方式五花八门,如原创编剧、总编剧、前编剧等。笔者认为,判断署名方式是否恰当,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首先,考察剧本创作合同中对于署名的相关约定及合同履行情况;其次,考量编剧对剧本的贡献度,是否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最后,参考行业惯例,如有多个编剧前后参与了剧本的创作,此时最终被制片方认可的编剧为了将其与其他编剧有所区别,一般与制片方协商享有总编剧署名权,或某位编剧客观上负责剧本整体的创作方向,制片方为编剧进行署名时冠以特定的称谓,以体现不同的分工作用。以上这些署名方式均符合行业惯例,亦不被著作权法或其他法律所禁止,应认定为合法。

  另一种是署名顺序不当。在多人合作创作剧本的情况之下,通常会涉及到剧本的署名顺序问题。无论何种创作模式,只要实际参与了剧本的创作,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就有权在影视剧剧本上署名。署名顺序原则上约定优先,没有约定的,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确定的署名顺序。合作作者之外的第三人未经许可,擅自改变作者之间署名顺序的,同样属于侵犯作品署名权的情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在该类案件的审理中,首先应确定剧本的创作类型,进而判断主张署名权的编剧是否参与了实际创作以及其创作的内容是否被最终拍摄完成的电视剧使用,符合创作和使用两个条件即享有法定的编剧署名权。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之上,判断是否侵害编剧署名权,应当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考量是否足以彰显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及公众的认知习惯。

  影视剧编剧署名权侵权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一)编剧助手是否享有署名权及其维权之路

  当下,“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是编剧行业常见的创作模式,需结合具体情况判断编剧助手是否享有署名权。如上所述,署名权因创作而产生,如果助手只从事了部分辅助性工作,则即使合同中明确约定助手有署名权,电视剧权利人也有权不为其署名;相反,如果助手确实为剧本的完成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则依据著作权法对于作者的规定以及民法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助手有权署名为编剧。

  (二)编剧为多人时的署名规范问题

  实践中,剧本多位编剧的署名争议,主要出现在制片方认为前一位编剧创作内容不符合要求而更换了编剧的情况下。此时对于原编剧和修改编剧是否享有署名权的问题,应区分为以下三种情形进行讨论:

  其一,修改的部分构成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对原剧本的主题思想、人物设置、故事情节等进行了再创作,同时保留了原剧本的部分内容,电视剧中均体现了两者的独创性内容,此时原编剧和修改者都享有编剧署名权。

  其二,原剧本根本不能达到拍摄要求,修改者推倒重来,对全剧基调、人物关系、人物性格、推动剧情的重要情节等关系全局的内容进行了重新创作,修改者基于其创作行为享有编剧署名权毫无疑问,而原编剧能否享有署名权应首先考量影视剧中是否使用了其创作的内容,如果确有体现,则进一步判断该部分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

  其三,当原编剧已经提交了剧本大纲以及分集大纲等内容,制片方也依约支付了相应费用,此时原编剧对于其未完成的剧本是否有权主张署名权?笔者认为,上述情形下应当考量最终完成的剧本是否沿用了原编剧提交的故事大纲或剧本大纲等主要内容,以此认定原编剧对其未完成的部分是否享有署名权。

  (三)影视剧是否使用了编剧创作的剧本内容的判断标准问题

  司法实践中,影视剧是否使用了争议剧本的内容,通常是原被告的主要争议焦点之一。如在《二胎》署名权纠纷一案中[4],法院认为,人物、情节的设置只有具体细致到了一定程度,足以产生感知特定作品来源的特有欣赏体验,才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这一标准对于如何区分复杂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和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比对方法上,应当采用“整体主义”和“抽象-过滤-比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一方面,从整体上考察两者在情节排布、逻辑推演上是否构成近似[5],另一方面,抽象过滤掉其中含有的思想以及公有领域的内容,再将两者进行比对。针对两个剧本的相同或相似部分,应结合具体设置的情节及文字表述、展现的人物性格特点,以及是否符合全剧的整体思想立意、是否属于有限表达的范围等方面,综合判定电视剧是否使用了原剧本的独创性内容。一般来说,概括的人物关系比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以及粗放概括的情节或者故事内容,更多的属于公共领域,不宜认定属于某个人的独创性成果而为某人所垄断;而只有将人物放置于具体的情节中予以展开并与故事情节达到紧密结合的程度,以彰显出角色的性格特点,方能产生个性与区分性[6]。

  结语

  署名权作为编剧的一项重要权利,明确编剧署名权侵权的边界,有利于充分保障编剧及片方的权利,对于繁荣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影视行业的规范,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5)二中知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4495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知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及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351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知)初字第40314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0791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高民(知)终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4495号民事判决书。



免责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知识产权杂志出品)"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新闻纠错:010-52188215,邮箱:chinaip@hurrymedia.com

会员留言


只有会员才可以留言, 请注册登陆

查询及评价系统

文章检索

关键词:

在线调查

据悉,正在修订中的《专利法》四修,拟将恶意侵权专利赔偿额度从原有的最高三倍上限调整到最高五倍,五倍赔偿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赔偿额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考虑过
合理,打击侵权,确有必要
不合理,赔偿过高,国际上并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