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管辖问题研究

总第151期 白帆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法官发表,[综合]文章

  前言:与传统犯罪不同,网络犯罪是发生在网络空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虚拟性,加之本文所涉的知识产权本身具有的无形性特征,这些都会给传统理论和制度带来很大挑战。较为一致的意见是,不能按照对传统犯罪地的理解来处理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但在网络犯罪管辖地是否应推及全国这一问题上,理论界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利用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也愈发频繁出现。对此类案件的管辖问题,此前学界所进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5条的理解上,即关注民事侵权案件管辖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管辖同样存在不同理解,尤其是积极制造连接点、以权利人住所地作为管辖地的现象,更是引发了较大争议。

  现行规定梳理

  (一)一般规定

  对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据立法者编撰的条文释义阐释,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是划分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这样规定,有利于及时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有利于诉讼参与人就近参加诉讼,并便于群众参加旁听案件。这里所说的犯罪地,既包括犯罪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也包括犯罪结果发生地和销赃地。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均规定,此“犯罪地”包括犯罪的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

  此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具体规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犯罪行为有连续、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连续、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

  (二)网络犯罪规定

  针对网络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针对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专门制定有《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网络犯罪意见》)。《网络犯罪意见》所称的网络犯罪案件包括:(1)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案件;(2)通过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实施的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案件;(3)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或者设立主要用于实施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针对或者组织、教唆、帮助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犯罪案件;(4)主要犯罪行为在网络上实施的其他案件。对于网络犯罪的管辖,《网络犯罪意见》规定,网络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与前述的司法解释相较,《网络犯罪意见》增加了“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对网络经济犯罪管辖作了较大调整:“主要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经济犯罪案件,由最初发现、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该款为此次修订新增。起草者编撰的条文释义在介绍该条的起草背景时说明,近年来主要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经济犯罪活动持续高发,涉及犯罪类型众多,但此类非接触式犯罪案件由于犯罪网络化、团伙化、流动化的特点,案件线索较少、查证困难,本条规定可减少和避免少数地方公安机关拖延、推诿和群众投告无门的现象,同时督促公安机关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数据化作战,减少选择性执法,扩大打击规模和成效。起草者同时认为,该规定实际对于犯罪地作出了扩大的外延解释,就网络犯罪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站所在地、计算机操作地、网页的浏览地等均可能成为犯罪地。[1]

  (三)知识产权犯罪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意见》)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侵权产品制造地、储存地、运输地、销售地,传播侵权作品、销售侵权产品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侵权作品上传者所在地,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

  同时,在针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意见》配套撰写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起草者对该管辖规则的制定背景与目的做了如下阐释:“一是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跨地区、产业化特征明显,侵权产品的制造、储存、运输、销售等都属于犯罪的一个环节,这些犯罪行为的发生地都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地。二是利用互联网传播侵权作品、销售侵权产品的犯罪行为大多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此类案件中犯罪地不同于普通的侵权犯罪案件,《意见》参照《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规定,对此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明确。三是作为被侵权者的权利人更易发现市场上存在的针对其产品或作品的侵权盗版行为,明确将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作为犯罪地,有利于公安机关依法及时立案,切实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

  传统管辖地分析

  笔者认为,对于利用互联网销售侵权产品等犯罪行为的管辖地,司法解释有专门规定,与一般犯罪和其他网络犯罪均有所不同。在制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意见》时,起草者已经明确考虑到该类案件的管辖问题,并参照《关于办理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规定。故笔者认为,即使认为此类行为属于《网络犯罪意见》所调整的以不特定多数人为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即网络涉众型犯罪),但在司法解释对其中一类具体行为另行作出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基于特别优于一般的原则,在确定管辖地时仍应径行适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意见》。据此,结合前述“理解与适用”一文,我们对可能的管辖连接点可以做如下分析:

  (一)产品销售地

  此类电子商务型犯罪管辖地与一般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管辖地(制造地、销售地等)为并列关系,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可知,不应将网络销售侵权产品的收货地视为侵权产品销售地——后者应指产品在线下的实际销售地,更不应将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全国乃至全球)均认为是侵权产品的销售地,而应适用针对网络销售的特殊规则。同时,此处所涉的销售行为应是犯罪嫌疑人(侵权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等)本人实施的行为,如果是由无意思联络的第三人实施,则可能适用其他规定(详见下文对“结果发生地”的分析)。

  (二)结果发生地

  司法解释中将结果发生地明确限定为“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这与互联网犯罪管辖地也是并列的,制定原因是“作为被侵权者的权利人更易发现市场上存在的针对其产品或作品的侵权盗版行为”。从制定原因的表述上看,这一“实际侵害地”似乎主要指权利人在市场上发现的侵权行为的地点,一般即正在销售侵权产品的地点。此时我们不禁会提出疑问,这一规定与司法解释前段对销售地的规定究竟有何不同?其是否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笔者试举一例:甲在A地制造、销售假酒,与甲无意思联络的乙少量购入后在B地试销,假酒上使用了他人注册商标,被权利人在B地市场发现。此时,甲仅在A地而没有在B地实施犯罪行为,乙的销售行为也未构成犯罪,故B地并不是作为犯罪行为发生地的“销售地”。但乙的销售行为实际发生在B地市场,破坏了B地消费者对产品与其来源间形成的固定联系,阻碍了商标权人商誉在B地的积累,甚至可能损害其商誉,故在B地对商标权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结果。因此,虽然甲仅在A地实施假冒注册商标(制造并销售假酒)犯罪行为,但B地对此仍具有管辖权。由此可见,产生上述疑问的原因是提问者只关注了“销售地”与实际销售行为的明显关联,却忽略了“销售地属于犯罪行为实施地”这一必要前提。

  (三)权利人(被害人)住所地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意见》与《网络犯罪意见》相较,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前者并没有规定“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无法径行援用。

  基于刑法一般理论,刑法中的“犯罪结果”是指受刑法保护的利益遭到侵害,“犯罪结果发生地”即侵害法益地。以侵害商标权犯罪为例,犯罪人所侵害的为复合法益,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商标权人合法权益和消费者的利益等。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核心,则包含传统商标法认为的注册商标与特定商品间的固定联系,以及现代商标法认为的商标权人所累积的商誉。从广义角度理解,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范围是全国,固定联系形成的范围和商誉累积的范围也是全国,因此对商标权人法益进行侵害,犯罪的结果是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而非囿于一地一城;如果进一步考虑购买商品的不特定消费者利益,更会得出同样结论。而从狭义角度理解,即将犯罪行为对固定联系及商誉的侵害理解为只发生在特定地域而非全国范围内,也应适用前文对“实际侵害犯罪结果发生地”的分析。

  实际上,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便指出:“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理解,有一定的混乱,有的甚至认为,在侵权案件中,受到损害的原告住所地或者‘侵权物’的达到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这一观点与对此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意见》中“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可能也是为了避免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案件管辖地均未规定包含结果发生地。

  网络犯罪管辖新发展

  与传统犯罪不同,网络犯罪是发生在网络空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虚拟性,加之本文所涉的知识产权本身具有的无形性特征,这些都会给传统理论和制度带来很大挑战。较为一致的意见是,不能按照对传统犯罪地的理解来处理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但在网络犯罪管辖地是否应推及全国这一问题上,理论界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赞同观点认为,由于网络犯罪具有智能化、隐蔽性强的特点,使得此类案件具有很大的侦破难度,加之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实践中由服务器、网站、计算机等所在地公安机关直接发现犯罪行为的情况较少,而由异地受害人、尤其是权利人发现并报案的情况较多,因此应当赋予最初发现、受理的公安机关以管辖权;反对观点则认为,这样会使权利人可以任意选择管辖地,从根本上破坏刑事诉讼法所建立的地域管辖制度,有悖于法律原则和精神,而且很可能催生地方保护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

  笔者认为,在讨论此问题时,需要关注电子商务对传统线下市场的替代现象。诚如上文所举售卖假酒之例,传统交易模式下不同地域市场间存在地理上的分隔,消费者独自从A地购买侵权商品到B地使用,对商标已在B地形成的稳定联系及其表彰的商誉、B地的市场经济秩序一般均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只有当消费者购入侵权商品后在B地市场上进行二次销售,才会在当地产生实际侵害结果。但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弥合了不同地区间地理上的分隔,A地的侵权商品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向B地市场销售,也可以被当地不特定消费者所购买,而无需所谓“二次销售”的过程,这也愈发降低了侵权成本、扩大了侵权规模,促使网络侵权更加频发。站在技术中立的立场上,我们很难解释同样是向B地市场销售,人力贩运方式和电子商务模式在侵害结果上有何不同,也难以说明此时的B地市场是否属于“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更何况在刑事案件中,犯罪还有“未遂”的样态,这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如何调和互联网犯罪管辖理论与传统管辖理论,是应当将网络犯罪管辖地与“权利人受到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发生地”相联系,还是基于严格的体系解释将其排除在结果发生地之外,这不仅是亟待解决的实务问题,也是规则制定者所要面对的法律政策问题。法律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新技术、新文化的出现和发展都可能改变两者间原有的契合方式,对此我们似乎更需要全盘考量各种复杂变量,继续编织协调自洽的图景,在科技革命背景下完成又一次深刻变革。

  参考文献:

  1参见高峰、万春、孙茂利主编:《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条文释义与适用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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