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会在行动

总第34期 China IP 聂士海、周奕、闫桂花、李薇发表,[著作权]文章

2009年,有关文著协(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音著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音集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等协会维权的报道频繁地见诸报端,这也使社会开始了解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这一新鲜的概念。
 
回顾国内各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过去一年当中的表现,虽然组织性质相同,但在具体的维权过程中却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也完全不同:文著协巧妙地抓住了“谷歌数字图书馆侵权”事件,代表中国的权利人将“枪口”一致对外,同时也成功地引导了媒体的报道角度,其结果自然是赢得了全社会的一片喝彩。而音著协和音集协却因为大规模的对作品使用权收费和大规模的维权行动而遭受了社会舆论的“狂轰乱炸”。
 
一件好事,却引发全社会如此之多的质疑,是值得业内人士深思的。
 
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管理”向来存有各种看法,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管理就是收费”。事实也的确如此,一项管理制度的出台,其主要内容一般都会包含“收费”。而一涉及“收费”,则在社会上得到的“反对票”肯定要大于“支持票”。收费为何会引发“怨声载道”?说到底,是因为事关“利益”。只要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必然会引起“群体性”反弹。而在一项新兴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也势必会充斥着以利益为核心的激烈交锋。
 
说到“集体管理组织”,虽然在法律上给予了明确定性,是一种民间社团组织。但中国的社团组织都有一些政府色彩。而事实上,在“集体管理组织”自身的管理模式上,也给人以“机关化”的印象。另外,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一种作品只能有一个集体管理组织。因此,如何防止其“官僚化”、“垄断化”,也是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从各方所质疑的内容来看,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基本上没有人反对保护著作权,也没有人反对集体管理,甚至很少有人怀疑“集体管理组织”自身的价值和作用。公众所质疑的主要是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个“度”,哪怕是在做“绝对正义”的事也是如此。企业打击侵权盗版不可能“全面出击”,因为要考虑用户群体的承受能力。在法律普及不够,社会认知度不高的现实环境中,“集体管理组织”在开展维权行动时,不能只考量权利人的利益,还应充分体谅经营业者的处境与社会公众的观感,采取更为人性化的操作手段。
 
对于“集体管理组织”来说,只有将这些问题正确面对了,考虑周到了,解释清楚了,顺利实施了,才能够把维权这件“好事”真正地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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