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街:法律怎样要求房东?

总第11期 ChinaIP 余涛发表,[商标]文章

  一审判决与海外反响
  在经过对5个相同案件的合并审理后,2005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5家外国公司就其注册商标被侵权各自分别对共同侵权人提出的诉讼作出一审判决。5 份判决书判决结果相同:承租户与招商者秀水豪森公司的出售假冒他人商标商品行为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的共同侵权,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承租户与出租者秀水豪森公司作为共同侵权者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一万元,并共同赔偿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一万元。此外,承租户与出租者秀水豪森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10,010元中的8,00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认为,根据中国法律,秀水豪森公司作为秀水街市场的招商者、管理者,应就承租户造成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法律责任。这是5个原告极力主张的。从赔偿数额看,判决与5位原告各自要求的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合计50万元有相当距离。
  这5家外国公司分别是来自英国的勃贝雷(商标巴宝莉“Burberrys”),意大利的古乔古希(商标古奇“GUCCI”),法国的路易威登马利蒂(商标路易威登“LV”和“ LOUIS VUITTON”),卢森堡的普拉达(商标普拉达“PRADA”),法国的香奈儿(商标香奈儿“CHANEL”)。
  2006年1月5日,法国《费加罗报》以“香奈儿和路易威登反击中国假冒者”为题发表文章,称:巴宝莉、香奈儿、古奇、普拉达和路易威登在打击中国假冒产品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5家国际著名品牌的权利人状告秀水市场的诉状获得北京一民事法庭的支持,这在中国还是头一次。判决要求秀水市场的经营者北京秀水豪森公司要对侵犯注册商标的行为负责。文章认为,法院判决的赔款总额与5家原告索赔的数额相去甚远,其威慑作用也很有限,因为判决的结果没在中国做任何宣传。文章最后说,奢侈品品牌生产商联盟要重点打击的是商店的经营者,而不是像流动摊贩一样行踪不定的摊位商户。商店经营者的固定资产也更容易估算和控制。路易威登公司秘书长兼奢侈品品牌生产商联盟主席马克-安托万·雅梅说:“在纽约的中国城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及威尼斯,这种方法的效果已经得到了证明。”
  2006年1月4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以“西方品牌在中国打赢侵权诉讼案”为题报道:香奈儿和普拉达等5家奢侈品公司在中国首起针对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市场承办方侵权的诉讼案中胜诉。英国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合作伙伴道格拉斯·克拉克说:“据我所知,这是中国首起针对向侵权商品的卖家出租店铺的市场承办方的民事诉讼。这一行为向中国所有的市场承办方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不能盲目地向不负责任的商家出租店铺。”
  然而,事实上诉讼并未划上句号,一审被告提起上诉。针对一审判决,秀水豪森公司提出反对观点。
  焦点是秀水豪森公司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在关于被告秀水豪森公司的涉案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上,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5份一审判决书中一致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针对秀水豪森公司的涉案行为,原告在本案中请求判令该公司与有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摊位承租户共同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秀水豪森公司作为秀水街商厦的经营管理者,负有对该市场内存在的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及时有效制止的义务。原告在第一次购买到涉案侵权产品后,即函告了秀水豪森公司,函中已经明确指出了有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摊位承租户的租赁摊位号,但秀水豪森公司未对这些摊位承租户采取任何防治措施以制止其侵权行为的继续。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摊位承租户继续实施涉案侵权行为。虽然秀水豪森公司在原告起诉后解除了与摊位承租户的租赁合同,但是该市场内仍存在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秀水豪森公司虽然为防止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从客观上分析,首先,在原告第一次函告后,其并未采取措施;其次,在诉讼期间内,其市场内仍存在有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上述情况表明,在本案中,秀水豪森公司对这些摊位承租户的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所采取的防治措施是不及时的,使得这些摊位承租户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涉案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故可以认定秀水豪森公司为这些摊位承租户的涉案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规定,秀水豪森公司应就这些涉案摊位承租户造成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鉴于原告未就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以及侵权行为人的获利进行举证,本院将结合商标法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原告注册商标的注册时间、公众认知程度、侵权行为人的经营期限及其主观恶性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对原告所主张的因本案诉讼支出费用的合理部分,本院亦予以支持。
  围绕焦点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秀水豪森公司董事长助理和一审原告的代理律师。
  采访中,秀水豪森公司董事长助理吴卫爽
  针对一审判决提出己方见解
  作为市场经营管理者的秀水豪森公司不负有对市场内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及时有效制止的法定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本公司负有该义务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判决认为,秀水豪森公司作为秀水街商厦的经营管理者,负有对该市场内存在的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及时有效制止的义务。
  秀水豪森公司认为,本公司作为秀水街商厦的场地出租者,除了依据租赁合同向承租人提供场地之外,主要的工作是水、电、暖通、电梯、车场、卫生、保安等物业服务,当然还有解决商户与顾客之间的纠纷与投诉、对外宣传等方面。至于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在法律没有赋予本公司对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进行查处的权力和资格的情况下,本公司只能依据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来履行保护义务,本公司也只有对市场内侵犯商标权的行为承担举报或配合工商等行政部门查处等义务。虽然为保护知识产权,本公司还与北京市的其他市场共同做出对售假者“一次警告,二次清退”的社会承诺,承诺凡制售假冒“禁售商标商品”被市场处理或被行政机关处罚二次以上的市场经营户,要坚决将其清除出市场。因此,承诺中清退的实施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商户确实有售假行为,售假行为的成立必须有商户承认其有非法经营假冒商品的行为或其售假行为被政府有关机关予以确认,否则本公司将承担因违约而导致诉讼赔偿的风险。
  秀水豪森作为租赁合同一方普通民事主体,肩负的是市场服务管理职能,并没有取得相关的行政执法权力以及相应的授权,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要求本公司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承担有效制止及防治义务,显然是人为地扩大了本公司的义务。
  一审原告第一次购买涉案侵权产品后的函告,并不能作为
  秀水豪森应当采取防治措施的依据。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在第一次购买到涉案侵权产品后,即函告了秀水豪森公司,函中已经明确指出了涉案摊位承租户租赁摊位号,但秀水豪森公司未对他们采取任何防治措施制止其侵权行为的继续。
  秀水豪森认为,首先,关于一审原告给本公司发来所谓的函告即两份律师函。从一审原告提供的函件收件单位和收信人来看,本公司根本就没有收信人这个人,至今本公司未曾见过该函告。一审以此断定上诉人已经收到、看到其所发的函告是武断的。
  其次,从一审原告在诉讼中提供的律师函内容来看,第一,由于在律师函中并没有附相关的委托书,因此本公司也不得而知,在发函的当时,汉坤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到底有没有一审原告合法有效的授权;第二,该律师函中仅仅列明了所谓售假的摊位号,并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进行佐证,试想即使本公司当时收到,又该如何去确信这么一纸律师函的真实性?如果本公司以此直接对商户进行处罚或采取措施,不仅违反法律、违反合同,更将遭致商户诉讼及赔偿损失的风险;一份来历不明并且没有任何证据的律师函,怎么可能在一审判决中作为一份重要证据被采纳?
  再次,一审原告发现自己权利被侵犯后,在已经掌握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怠于行使相关权利,不仅不积极向相关政府部门举报反映,而且也没有向本公司提供任何的侵权证据,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审原告权利被继续侵害的后果。一审原告在第一次发现他人侵权后,完全可以立即向工商部门举报、向知识产权部门反映来寻求救济;也可以马上向法院起诉侵权者要求索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审原告在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制止的情况下,不但不采取措施制止,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屡次购买、陷阱取证,在诉讼前也不向本公司提供其购买的相关证据,对此,一审法院将一审原告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被侵权的损失完全归责于本公司,这一点对本公司而言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诉讼期间,秀水豪森市场内仍存在侵犯一审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一审判决认为,“虽然秀水豪森公司在原告起诉后解除了与5个案件的第一被告的租赁合同,但是该市场内仍存在他人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令秀水豪森不解的是,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本公司与5个案件的第一被告解除了租赁合同,那么他人的侵权行为与本案有何种关联性?如果存在案外人侵权行为,一审原告完全可以单独提起诉讼,与本案来说应该是毫无关系。而一审判决却将案外人未经依法确认的行为由本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本公司来讲完全是错误的。退一步讲,即使是市场内有人利用各种不公开的形式存在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也并不能由此推论出本公司有侵犯一审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故意并提供了便利条件,二者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秀水豪森与这5个案件的其他被告没有共同侵权故意,从未为他们的涉案侵权行为提供任何便利条件。一审判决认定秀水豪森为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证据不足。
  一审判决认为,在本案中,秀水豪森公司对5个案件的第一被告的侵权行为所采取的防治措施是不及时的,使得涉案的第一被告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施涉案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故可以认定秀水豪森公司为5个案件的第一被告的涉案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一)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二)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
  秀水豪森公司认为,第一,本公司主观上并没有希望5个案件的第一被告实施侵犯商标权行为,自开业以来,本公司在与商户的租赁合同中不仅约定了禁止售假的条款,还采取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等措施、积极地联系工商行政部门前来指导并配合他们的工作。一审判决中审理查明的事实也证明了本公司在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方面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不可能具有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直接故意,恰恰相反的是,本公司极力反对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公司在主观上也并没有放任侵犯一审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其所属各楼层管理员不仅对市场内各摊位进行认真巡检,而且对在摊位内悬挂、摆放涉假商品的行为经查实后依据合同进行了查处,对此在一审中本公司也提供了相关证据。所以,从主观上来看,本公司对一审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害不可能具有共同故意,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第二,自开业以来,本公司一直守法经营,针对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禁售通告”,本公司除了对市场内的商户及导购人员进行了多达5期的培训之外,还在市场内的各个醒目位置进行了张贴。本公司甚至不顾市场大多数商户的不满,将公告张贴于每一个承租摊位门口以引起重视。本公司派出的楼层管理人员每天均对楼层的各个摊位进行不定时巡视,对在摊位内发现有悬挂、摆放48种涉假商品的摊位也积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举报。这一切均能表明,在本公司市场内,根本就不具备实施涉案侵权行为的便利条件。根据中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本公司故意为侵权人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致使权利人权利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本公司才承担责任。而一审判决在没有查清本公司是否故意为本案原审被告侵犯一审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提供了便利条件的情况下,根据本公司市场内存在侵犯一审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就无视事实地推定本公司故意为本案一审被告侵权提供便利条件显然是错误地适用了法律规定。中国《商标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只有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才属于侵权行为。所以说,在本公司市场内不具备实施销售涉案侵权商品便利条件的情况下,部分商户受利益驱使采取各种形式,隐蔽地实施侵犯一审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显然与本公司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案件的第一被告即承租摊主当庭也认可其在销售侵权物品时,是绕开本公司的市场管理人员偷偷在私底下与顾客交易的。对此,一审判决认为本公司提供了便利条件,无法服人。
  一审法院的判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势必会造成北京市乃至全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和生存危机。
  事实上,秀水豪森公司的知识产权工作有相当成就,2005年11月29日,国务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 <http://zgb.mofcom.gov.cn/>一行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朝阳工商行政管理分局的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对秀水豪森市场内的各项工作进行检查,并听取了本公司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汇报,检查中,国务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 <http://zgb.mofcom.gov.cn/>的领导也对秀水豪森市场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05年12月30日,北京市工商局在朝阳区三点三市场召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开会,秀水豪森公司作为全北京市场唯一的一个保护知识产权先进单位,以正面的代表者身份上台发表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讲话,这也证明了秀水豪森在同类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工作中的卓越成绩。
  如果依一审判决所言,赋予秀水豪森公司这类市场的经营管理者及时有效制止、防治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义务,将制止侵权的义务完全强加于市场,实际上是将政府部门的相关职能强加给了民事主体。由于秀水豪森仅仅是普通的民事主体,如果被赋予了这种行政职能,必将导致新的政企不分、滥用执法权,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如果依一审判决,秀水豪森应对市场内的经营者独立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势必引起北京市乃至全国整个市场秩序的严重混乱和生存危机。由于市场的服务管理机构都没有相应的搜查、处罚权,如果将制止、防治侵权义务强加市场,就将使所有的市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搜查和处罚相对承租人而言违法违约,不搜查和处罚又恐权利人起诉索赔。如此,市场正常的经营秩序必将遭破坏。如一审判决生效,让市场经营管理机构承担连带责任,最终会使市场遭遇生存危机。
  针对记者提问,一审原告的代理律师北京汉坤律师事务所的王亚东、高华苓就LV等五大品牌起诉秀水市场摊主及秀水市场开办者案件的有关问题作出回答
  关于起诉
  多年来,面对中国市场存在的假冒商品屡禁不止的情况, CHANEL、BURBERRY、LV、GUCCI和PRADA等世界知名品牌的权利人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们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向中国行政、司法机关积极反映、投诉,以寻求有效制止假冒等知识产权侵权。为了打假,他们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在打假的过程中,世界知名品牌权利人注意到,秀水市场的情况是非常突出的。在新秀水市场开业前,老秀水并不很规范。它只是使馆旁边的一条街道,各色摊贩云集其中以销售服装为主。到了后期,老秀水销售假冒名牌的名声已经“蜚声海外”。
  老秀水拆迁后的2005年3月,新秀水市场正式开张。新秀水无论从面积、摊位数量、市场规划、管理等方面都比老秀水更具有规范性、整体性。尽管新秀水市场在硬件上与老秀水有很大不同,但是,销售假冒名牌的情形却没有任何改观。
  由于秀水市场的国际知名度以及售假情况的普遍性,国内外各种媒体都对秀水市场这一现象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报道。据记者暗访,2005年3月秀水市场新址开张后,市场内各个楼层假冒各种名牌的商品仍然随处可见并公开销售。
  为了核实媒体反映的情况,CHANEL、BURBERRY、LV、GUCCI和PRADA等五大世界知名品牌权利人委托调查人员对秀水市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市场内的售假现象令人震惊。
  为了敦促秀水市场的开办者对市场内的侵权行为予以重视,在预防、制止侵权方面履行法定义务,与权利人合作打假,在对秀水市场一些摊点销售假冒五大品牌商品的行为进行公证后,包括五大知名品牌在内的众多权利人委托律师向秀水市场的开办者--北京市秀水豪森服装市场有限公司发出了律师函。告知在秀水市场内发现的售假行为,同时明确指出售假的具体摊位及其销售的假冒商品的品牌。在律师函中,权利人除明确要求秀水豪森公司有效制止侵权外,还表示希望该公司就此事的解决与委托律师进行必要的联系,以谋求在制止售假方面合作的可能。
  但是,律师函发出后一个多月,权利人及其律师没有得到来自秀水方面的任何回应。
  为了核实律师函发出后秀水市场是否依然存在售假,五大知名品牌权利人再次委托调查人员对秀水市场进行了调查。令人气愤的是,同样的摊位依然在销售假冒同样品牌的商品。面对依然猖獗的侵权,权利人只得安排调查人员再次进行了侵权产品的公证购买。
  鉴于秀水市场的相关摊位在短时间内连续、公开售假,性质恶劣,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良好的商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二)的规定,2005年9月20日,五大知名品牌权利人分别对秀水市场内销售假冒其注册商标商品的摊主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相关摊主分别承担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整的民事责任。
  作为新秀水街市场的开办者和经营者, 秀水豪森公司有义务对市场内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但在明知于占花等五摊主销售的商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况下,秀水豪森公司非但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侵权,相反,却继续为该等侵权行为提供销售场所等便利条件,放任侵权行为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五大知名品牌权利人在起诉摊主的同时将秀水豪森公司作为第二被告,要求其对摊主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起诉时提交的证据确凿、充分,原告认为,法院认定摊主作为直接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商品的直接侵权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是毫无疑问的。由于秀水市场的经营管理者明知摊主的侵权行为,却放任这种侵权结果的发生,与摊主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也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对一审判决的理解
  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摊主侵权成立,秀水豪森公司应当对摊主所造成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一审判决摊主与秀水豪森公司应当停止侵权行为,并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一万元、因本案诉讼支出人民币一万元。
  以上一审判决明确认定,摊主侵权成立、秀水豪森公司应当对摊主所造成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从确认第一和第二被告(以下简称二被告)侵权成立的角度理解一审判决,我们认为原告胜诉了。
  在本案中,由于本案的特殊性,计算被告的非法获利以及原告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有一定困难,因此,原告最终选择了由法院依法酌定赔偿额的方式,提出了5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
  一审判决判定的赔偿额与原告的索赔要求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一审法院判决未就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人民币二万元的赔偿额做出说明,所以我们并不了解其计算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侵权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巨额成本,这些赔偿是远远不足以弥补的。尽管法院判决摊主与秀水豪森公司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其意义非常重大,但相对于侵权者的非法获利,区区两万元的赔偿既不能弥补权利人的损失,更无法对侵权人产生重创从而制止侵权。因此,有关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赔偿数额计算标准问题,相关法律也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
  本案的影响
  据我们了解,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认定“出租者”对于“承租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直接侵权的民事责任或者承担共同侵权的民事责任早有先例。本案不是第一起,我们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起。本案判决认定秀水豪森公司与摊主构成共同侵权,正是由于法院认同秀水市场出现如此多的侵权,与案中第二被告秀水豪森公司怠于履行法定义务有必然联系。
  我们希望国内其他市场开办者能够以这5个讼案为戒,对他人的合法权利给与充分的尊重。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与市场开办者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和合作,共同寻求保护知识产权的良策,为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维护中国的对外形象做出努力。
  关于维权的思考
  多年来,通过代理众多外国公司在华的知识产权诉讼,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权利人的维权之路任重道远。
  尽管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以及行政、司法体系在进一步完善,但是,权利人的维权成本过高也是非常突出的。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他们往往会因为无法承担巨额的维权支出而不得不放弃对侵权行为的追究,眼看着侵权企业由小变大,侵权规模由小变大。据我们了解,发现的侵权与最终诉诸法律的侵权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即使胜诉,法院判赔额远远低于诉讼成本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尽管知识产权赔偿的计算标准缺乏可操作性,酌定赔偿最高额50万对于严重侵权微不足道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呼吁,以期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
  我们认为,判定侵权人赔偿权利人的经济损失,其主要效能应当体现在保障权利人合法利益和有效地制止侵权两个方面。如果诉讼成本与效能不成比例的不正常现象继续下去,侵权会更加猖狂。而扭转这一不合理现象,光靠权利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执法力度的进一步加强。
  在维权的过程中,取证难也是权利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随着政府、权利人打击力度的增大,侵权行为更加有组织、更加隐蔽,这给权利人的取证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证明侵权事实难,证明侵权数量更难。另外,地方保护问题,也是权利人必须面对的。由于地方政府对税收的考虑,权利人在地方的维权也经常会遇到推诿、不配合甚至阻挠的情况。这一系列因素最终导致权利人维权成本、难度的进一步增大。
  因此,从总体上讲,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诉讼方式维权,权利人主要的收获在于清理市场、树立正牌形象。企图通过诉讼获得的赔偿以弥补损失的想法尚不现实。我们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国政府有能力兑现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最终使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相关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五)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八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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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正在修订中的《专利法》四修,拟将恶意侵权专利赔偿额度从原有的最高三倍上限调整到最高五倍,五倍赔偿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赔偿额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考虑过
合理,打击侵权,确有必要
不合理,赔偿过高,国际上并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