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著作权法》修改的几点意见

总第49期 文/蒋志培 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发表,[综合]文章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于1991年6月1日实施,2001年10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进行过较小范围的修订,2010年4月,在各方压力下,主要仅对某一条款进行了修订。也即是说,中国的《著作权法》自颁布实施二十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修订。

  然而,世纪交替的二十年,正是技术飞速发展,文化产业日新月异的二十年,我们不难看出,

  现行的《著作权法》已经不能充分完成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与繁荣的目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限制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因。另外,当前还存在盗版猖獗、权利人维权难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全面修法势在必行。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笔者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著作权法修改的几点建议和想法。

  一、提高打击盗版力度,增加侵权赔偿计算方法及法定赔偿数额

  针对当前盗版猖獗,但赔偿额上不去,维权成本却很高,内外影响不好的状况,建议加强行政、刑事公权力的打击手段,且在司法保护层面加强侵权赔偿的力度和方式。

  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呈现司法、行政两手齐抓的保护方式,行政保护手段以高效、便捷著称,这在商标权的保护方面十分突出,然而目前在国内《著作权法》的保护中,行政部门的作用却十分有限,法律对行政部门工作范围及保护力度没有明确规制是产生尴尬现状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著作权法》修改的过程中,需要对行政保护的力度加大,工作范围明确,同时应考虑避免机构冗员、权力寻租的出现。

  著作权的刑事保护方面近年来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为了有效解决某些地方盗版和假冒侵权行为猖獗,以及内外勾结、规模大、产供销连锁、与其他违法犯罪相牵连等问题,2004年11月和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两个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明确并适当降低了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针对著作权方面技术进步、网络发展产生的新问题进行了规范。然而,我国既然采用了知识产权单行法保护的立法思路,在修法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将这些方面也同时涵盖进《著作权法》具体条文之中。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在第四十九条中规定著作权侵权赔偿的方式主要是:(1)弥补权利人实际损失;(2)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3)五十万元以下的法定赔偿。

  由于权利人举证能力的限制,很难证明因某一盗版商或者侵权人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侵

  权人的违法所得因行政查处条件和权利人自身调查取证能力的限制,也很难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数额。往往因能够实际调查到的侵权产品数量不多,侵权产品单位利润很小,计算下来赔偿数额十分有限。因此,建议增加赔偿方式。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仅限定在有关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在2010年正式颁布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中,惩罚性赔偿原则进一步予以确立。那么,如今针对当前盗版猖獗,盗版成本低,权利人维权成本高的现状,是否可以考虑将惩罚性赔偿的原则适当引入《著作权法》中,以更好的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例如,引入类似《专利法》的参照许可费用的倍数进行赔偿数额的计算。

  1994年国家版权局在对《关于如何确定摄影等美术作品侵权赔偿额的请示》答复的函中表示“在确定侵犯著作权,包括摄影和美术作品著作权在内的赔偿数额时”,可考虑因素包括“按著作权人合理预期收入的2-5倍计算。如图书可按国家颁布的稿酬标准的2-5倍计算赔偿额。”这种倍数考虑的方式由于单位价格物价增长的因素近20年没有考虑,效果已经等于零,但此种倍数计算方式可以参考改进适用。此种方式《专利法》已经采用,不失一种实践中有效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需要针对案件及已经获得的证据进行具体分析判断。

  另外建议法定赔偿的数额上限增加到一百万元,这在《专利法》修改中也已经采用。须注意的是法定赔偿的一百万元并不是一个硬性限制,如果有适当充分的证据证明实际损失或者

  违法所得超过一百万元,即使已有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一个确切的赔偿数额,法官仍应当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判断出一个超过法定数额赔偿上限的合理赔偿数额,而不能因无法证明确切数额而一律适用法定赔偿的上限一百万元。

  二、利用证据优势原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版权维权成本高、赔偿数额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盗版侵权者对自己实施盗版的数量没有明

  确的举证责任,我国也没有其他国家证据披露制度的一些有效规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增加盗版侵权人对自己实施的盗版侵权数量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不举证或者举证不实的,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最终法院可以利用证据优势原则,根据查证属实的原告的举证或者根据案情按照法定赔偿进行赔偿数额的计算。修改《著作权法》的过程中,除了要特别注意保护权利人利益,还需要在平衡权利方面做出进一步调整。

  三、强调保护公民的知悉权,将不适用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适当扩大

  考虑《著作权法》的修改,应该从全局观念出发,平衡各方利益。在突出打击盗版,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公民知悉权利的保护。

  现行《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了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其中第一款规定《著作权法》不适用于“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但是这种表述范围还是太窄,建议将党政机关以及享受“皇粮”的政协、党派等的政策性文件,官方对文件的解读、解释、发言等宣传全部纳入到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以增加这些文件的透明度,保护公民的知悉权利。如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法律、法规,国家等相关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政策性文件,其他具

  有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性质的各类文件,及针对其内容的官方解读、发言、评论等各种宣传方式和官方正式译文”。这项修改考虑了我国应当加强保障公众知悉权、知情权,维持著作权保护和知情权保护的平衡,这也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著作权法》不能渗入与文字等作品形式相同或者类似的一切领域,不能包打天下。在我国这样特殊国情的条件下,要注意划清应当适用或者不适用著作权保护领域的界限,使我国的著作权制度负有弹性,保障我国全局、全面的发展。

  四、合理使用的兜底条款

  目前中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以穷尽式列举的方式限定了合理使用的方式。然而,这种穷尽式的列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限缩了判定合理使用的范围,对社会、技术等发展可能带来的新问题,一律绝对排除并不适当。

  因此建议在合理使用的条文最后添加一项兜底条款,也同时将国际公约中的“三步检验法(Three-step Test)”从实施条例上升到《著作权法》的具体条文中。如增加第(13)项“其他特殊情况下,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没有无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

  这既是实践中的需要,也是使我国的著作权立法更注重社会的和谐、权利利益的社会平衡。这在国际上也是有根据的。

  五、相关概念的更新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广播权,是指“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的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这一定义与《伯尔尼公约》相对应一致,然而,《伯尔尼公约》的条文在1971年最后一次修订,当时的广播技术的发展程度还极其有限,直接通过有线系统广播作品的行为还并不包含在“广播权”中。

  尽管直接通过有线系统广播作品的行为也可以包括在“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但是由于我国“广播权”的定义比较落后,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因此建议再次修改时,

  更新“广播权”的定义,如界定为“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的作品,以有线方式公开广播作品或者以有线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或者“以无线或有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的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这也是技术发展以及法律更新的要求。

  综上,《著作权法》修改需要在有效保护权利、全面平衡权利、合理分配责任与义务方面下功夫,需要牢牢把握推动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主线,服务于产业文化的前进方向。

                                                                                  责任编辑: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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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正在修订中的《专利法》四修,拟将恶意侵权专利赔偿额度从原有的最高三倍上限调整到最高五倍,五倍赔偿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赔偿额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考虑过
合理,打击侵权,确有必要
不合理,赔偿过高,国际上并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