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有关地名商标的问题研究(下)

总第58期 文/刘晓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法学博士发表,[商标]文章

  地名通常都会指向一定的地域,对于如果以该地域的民众为判断主体,其地名含义往往是最强的。如果该地名指向的地域是一个不大的区域,或者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域,则对于该地域之外的民众来说,相当于其他含义其地名含义很可能是极其微弱的。因此,在判断地名含义与其他含义的强弱时,应当确定恰当的判断主体。由于我国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都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确定的,商标权也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事权利,故在判断地名含义与其他含义的强弱时,更宜以全国范围内的普通公众为判断的主体,而不宜将该地名所指区域内的民众作为判断主体。如有人申请注册的商标为“夏”,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来说,“夏”最主要的含义为表示季节的年度第二季:夏季或夏天;随后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夏”还指历史上的“夏朝”,当然也有人还会有酷暑、炎热的联想。但对于山西省南部、运城市东北方向、中条山西麓的民众来说,“夏”的首要含义可能是他们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名:夏县,一个古称安邑并相传为夏王朝建都的地方。如果以全国范围内的普通民众的眼光来看,“夏”所具有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显然会弱于其“其他含义”。

  对于外国地名是否具有其他含义,既包括对该外国地名的原文的判断,也包括对该外国地名的中文译文的判断,还包括对申请商标中的相应文字能够指向我国公众所知晓的外国地名的判断。外国地名的中文译文是否具有其他含义,以及申请商标中的相应文字能够指向外国地名,通常以我国一般公众为判断的主体标准,而外国地名的原文是否具有其他含义,则往往应以其所属国家的一般公众为判断标准。相应的外文词典、百科全书、官方文件、权威的网络资料、国际公约、国际组织的相关文件均属于有效证据。如在第5218164号“Inchon及图”商标驳回复审诉讼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在采信申请人提交的韩国仁川官方网站以及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将仁川翻译为“Incheon”的证据,以及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的多份英汉及外国地名词典中将“Inchon”解释为韩国西北部港口城市“仁川”的证据后,认定 “Incheon”及申请商标中的“Inchon”均为“仁川”的英文对应翻译。但是,在判断外国地名的其他含义是否强于其地名含义时,通常仍应以我国一般公众为判断主体标准,具体说来应以一般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判断标准。如在第5705649号“DETROIT”商标驳回复审诉讼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DETROIT”的中文含义为“底特律”,而底特律为美国密歇根州首府,并以“汽车城”的美誉为世界所闻名;申请人虽然主张“DETROIT”还是美国一条河流的名称,但是底特律作为河流名称,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远远低于作为城市名称所享有的知名度,故维持了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申请商标注册的决定。同样,在第3330317号“华盛顿及图”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中,申请商标是在第31类鲜水果上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的第3330317号“华盛顿及图”商标,其由“华盛顿”文字和苹果图形组合而成。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为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并决定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驳回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本案终审判决书中指出:“构成商标的某一词语可能具有多重含义,但相关公众对商标含义的理解应以其首要的、最常见的含义为准。对于中国相关公众而言,‘华盛顿’一词作为美国首都的含义,应强于该词作为英语国家人名姓氏的含义。从申请商标看,其由文字和苹果图形组合而成,但这种组合并没有形成区别于原有含义的新的含义,且苹果图形对于鲜水果等商品具有描述性,因此申请商标的主要认读部分是文字‘华盛顿’,仍应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该判决特别强调了“对于中国相关公众而言”,“华盛顿”一词作为美国首都的含义强于该词作为英语国家人名姓氏的含义。

  在确定了地名含义与其他含义强弱的判断主体标准后,通常要以该判断主体的眼光来确定申请商标的地名含义是否强于其他含义,而具体的判断多少都会包含判断者的些许主观因素。从《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虽然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但其基本原则是禁止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作为商标。因此,当申请商标属于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时,除其“其他含义”明显强于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外,原则上可以先认为其不具有其他含义或其“其他含义”弱于其地名含义,并由申请人提出疑义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申请人并无疑义,如申请人也认为申请商标无其他含义或其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含义强于其“其他含义”,则可以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驳回其申请或撤销其注册。但当事人提出疑义并提供有效证据时,应结合该证据判断其异议是否成立。如果当事人只是提出疑义且未提供有效证据的,则应结合社会知识、历史传统、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其疑义是否成立。如在第5218164号“Inchon及图”商标驳回复审诉讼案,申请人主张申请商标中的英文“Inchon”有其特殊的设计和含义来源,可以与“仁川”的英文翻译相区别,不会引起中国相关公众混淆误认为“仁川”的英文翻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终审判决中指出:“由于特殊的地缘及历史原因,仁川作为韩国港口城市为中国相关公众所熟知,在其所对应的英文翻译‘Inchon’无其他含义的情况下,考虑到英文在中国大陆的普及现状及趋势,中国相关公众易于将‘Inchon’作为‘仁川’的英文翻译予以认知,即易于将其作为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予以认知”。显然,“特殊的地缘及历史原因”对认定 “Inchon”系指“仁川”这一外国地名含义并强于申请人所主张的其他含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判断地名含义是否强于其他含义时,如果法官与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决的意见不一致,则包括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内的当事人负有说服法官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当前商标授权确权诉讼均采用行政诉讼模式,而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商标评审委员会作为诉讼中的惟一被告如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说服法官,则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如在第3137583号“绛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行政诉讼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被异议商标为‘绛及图’的图文组合商标,‘绛’为其显著识别部分,虽然‘绛’既具有‘绛县’的地名含义,也具有‘深红色’的含义,但并无证据表明其‘深红色’的含义强于‘绛县’的含义。因此,被异议商标在复审商标上的注册应不予核准。”显然,虽然法院与商标评审委员会均认为“‘绛’既具有‘绛县’的地名含义,也具有‘深红色’的含义”,但由于商标评审委员会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深红色’的含义强于‘绛县’的含义”,致使终审法院认定本案“无证据表明其‘深红色’的含义强于‘绛县’的含义”,并维持了原审法院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准予被异议商标注册的被诉裁定的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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