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还是掠夺?

总第69期 袁真富博士 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本刊专栏作者发表,[综合]文章

  在1970年代末,克罗地亚Pliva公司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抗菌素──阿齐霉素。1981年,Pliva公司富有远见地在全世界为阿齐霉素取得了专利权,其中包括美国。

  辉瑞公司的科学家在检索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库时,偶然发现了Pliva公司的这项专利,并意识到其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作为美国最大的制药商之一,辉瑞公司为Pliva公司提供了实现其抗菌素商业化的理想渠道。两家医药公司最终谈判达成了一项使用许可协议:辉瑞公司享有在全世界销售阿齐霉素的权利,并支付使用费;Pliva公司则保留使用其公司本身的商标(Sumamed)在中欧和东欧销售这一产品的权利。两家医药公司借助这一使用许可协议,均从其商业化中受益良多。

  这个案例展示了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在促进科技合作和开放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马歇尔·菲尔普斯在《烧掉舰船》一书中说,“知识产权也是精美而有效的工具,能够促进不同的公司形成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1年初,三星电子与IBM达成一项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而在过去数十年中,IBM与三星在包括半导体、通信、视觉及移动通信、软件和技术服务等多个领域建立了专利合作关系。三星电子执行副总裁Seungho Ahn对此表示,“交叉许可协议将有助于两家公司加快创新速度,并通过向对方提供基本的技术专利支持实现业务增长。”

  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的开放合作,已经让不少企业从中受益,甚至成为知识产权专卖店。高通公司就是其中的翘楚,仅2011年第四季度的财报就显示,高通公司的技术授权收入高达14.44亿美元。其实,抛开高通这类精耕创新的公司不论,即使对于从事O E M的代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伟创力集团是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代工企业,但对它而言,选择在哪里落户,传统的政策倾斜和优惠已不是首要考量,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最主要的障碍。虽然在中国低出30%的制造成本,但是客户最大的疑虑是你们如何确保我的知识产权。”伟创力集团中国区最高负责人黄荣光说。很多时候,代工企业要花费不少的精力向客户证明,自己可以有效地保护其知识产权(尤其是商业秘密)。

  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企业反而利用知识产权构建起合作双方的障碍。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精科公司”),就差点被它以前的经销商从背后捅一刀。上海精科公司从1996年开始使用“精科”商标,但它的失误是未去注册商标。2001年成都科析公司成为上海精科公司的经销商,2002年该公司取得“精科”商标专用权。在“忍耐”了八年之久后,2010年4月成都科析公司向成都市中院起诉,要求上海精科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上海精科公司最终在诉讼反击中获得胜利,成都科析公司最后被浦东法院判决构成不正当竞争。

  不过,有的企业却成功掠夺了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宁波一家代工企业在将其委托制造商(一家美国公司)的图纸制造出产品后,在中国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美国公司后来向法院提起诉讼,意欲夺回专利权。但终审法院的判决让美国公司的愿望落空了,虽然法院认定该外观设计的确是美国公司设计的,但判决书却无奈的表示,处理委托制造而引发的专利权属纠纷无法可依,因为中国专利法只对职务发明创造、委托开发和合作开发的权属问题作了规定。

  机械的法律理解,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争议。但更容易引发争议的,不仅仅是法律制度适用的问题,更是中国企业的诚信问题,很多欧美公司在中国制造的疑虑,就是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资产被不诚信的企业(尤其是经销商和代工企业)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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