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认定与免除

总第81期 张玲玲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法学博士发表,[著作权]文章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立法发展

  在我国的侵权立法体系中,将虽然未直接实施某项侵权行为,但利用或者帮助、引诱第三方进行侵权行为的视为共同侵权。但第一次明确提到帮助侵权责任是在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该《意见》的第七十三条规定“教唆或者帮助造成损害的人,应以共同致害人对待,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实,关于教唆、帮助人的侵权责任早在80年代的民法典起草时,在四次草案中就提到“教唆或者帮助造成损害的人,都是共同致害人”。然而,作为我国第一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却没有关于教唆和帮助侵权的规定。后来,在198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进行了补充规定,具体体现在第一百四十八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该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在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事实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在网络环境中,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进行信息传播,而网络服务提供者本身并不筛选或上载传输的信息,其仅是被动的按照客户的要求传输或接受信息,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本身来看并不构成著作权的直接侵权行为。但是,在特定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客观上却有可能帮助他人完成著作权侵权行为或者扩大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也被纳入到侵权责任的体系中。但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中仅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中也只是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并没有明确为帮助侵权责任。

  在2012年11月26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教唆和帮助行为作了具体的解释,进而在明确教唆、帮助侵权责任时对侵权行为进行了解释性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计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网络传播行为的,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行为。而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至此,网络服务提供者教唆侵权与帮助侵权得以明确区分,对于司法实践中对具体侵权行为分析定性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什么是帮助行为?一般理解帮助是指通过提供工具、指示目标等有形的形式来促进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没有帮助行为,侵权行为一般仍会发生,但侵权行为能否实现损害的目的以及损害的范围大小等是与帮助行为有关联的。因此,法律中对帮助侵权适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主观上具有过错才应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具体来讲,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为:(1)以直接侵权的成立为前提,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的直接侵权行为往往是网络用户上载未经授权的作品的行为;(2)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是主观上知道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即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或存在才有承担侵权责任的必要。

  (3)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客观上实行了帮助性的行为。这些帮助行为主要有提供链接服务、搜索服务等。对于客观上的帮助行为的认定,包括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消极提供技术支持两种情况。消极提供技术支持是指应该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而怠于实行的,给侵权人留下了利用其技术的空间和可能。

  在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成立与否时,主观要件是否具备是关键。立法者用“应知”这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是很明确,但又恰到好处的模糊语言给司法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司法解释给司法实践指明了走出模糊区的第三条路经,即综合网络服务性质、方式、侵权发生的概率、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管理能力和态度、被控侵权作品的自身价值、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涉入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属于“应知”范畴。“应知”的判断不仅涉及到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承担帮助侵权责任,还关涉到其能够进入“避风港”,即是否满足免责条件。因此,笔者将在下文中一并论述。

  三、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免除条件

  根据美国的DMCA第512(c)条款的规定可知,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并为侵权行为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仍然不能就此判令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帮助的侵权责任。因为,法律在设置网络服务提供者帮助侵权责任的同时还设置了责任免除的条款,也就是网络著作权领域习惯称为“避风港”的规定。研读避风港规则可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晓或意识到该侵权行为的存在后,“迅速删除了该侵权材料或者屏蔽了对该侵权材料的访问”,也就是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了侵权的继续扩大,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主张进入避风港,从而免除其赔偿责任。

  帮助侵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为“明知或应知”,这与避风港要求的“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是否具有统一性,即以同样的标准进行判断,美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没有统一的认识。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判断在DMCA中有两种方式,一是收到著作权人的删除通知,另一个是所谓的“红旗标准”。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帮助侵权责任时的主观要件是“明知道或应知”,其在判断“明知”状态时是通过“通知-删除”规则,在判断“应该知道”时采用理性管理者的注意义务为判断标准。

  关于通过“通知-删除”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的主观状态中,法律对于“通知”与“明知”之间的具体关联规定不清。如果通知实质性地遵守了DMC A§512(2)(3)(A)所列举的六项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没有迅速删除被指侵权材料或者屏蔽对该材料的访问,则其主观上具有明知的状态。但是怎样才算作实质性的遵守了通知要求,法律则没有做进一步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在不同案件中体现了不同的理解和尺度。例如,美国在Perfect 10 v.CCBill案中,法院对侵权通知做了非常严格的解释,即符合要求的删除通知所必需的各个要素均须完整地包含在同一次信件中。如果著作权人可以将几份相互独立的、存在缺陷的侵权删除通知拼凑成符合要求的侵权通知,则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负担。在该案中,被告虽然收到了几封删除通知,但这些通知都存在缺陷,法院最终认定,即使被告收到了侵权通知也不能据此认定其具备DMC A§512(c)(1)(A)所要求的“知晓”。同样,在Hendrickson v.Ebay案中,原告在侵权删除通知中并未说明哪些“Ma n s on”复制件是侵权复制件,而且没有充分描述Hendrickson所享有的版权利益,因此,法院认为由于原告发出的删除通知没有满足侵权通知的具体要求,导致被告无法从大量的材料中辨识侵权材料,因此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两则案例表明法官在判断通知规则时采用的是严格的标准,这样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讲是让其承担较为宽松的义务。然而,在ALS Scan,Inc.v.Remarq Cmtys,Inc.案中,法院对于通知的要求就相对宽松。在该案中,原告向被告发送的侵权通知中仅将原告Rema rq指向了两个包含侵权图片的新闻组,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涉案的侵权照片的名称。事实上,在原告指向的两个侵权图片组中不仅有涉案侵权照片还有其他著作权人的照片。尽管这样,法院仍然认为原告的删除通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法院认为进入避风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是自己确实不知晓也没有理由知晓侵权行为存在的“善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这样,法院对侵权通知采取宽松的态度,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就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责任。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对侵权通知是否合格持宽松态度和严格态度的不同标准,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轻重不一的义务。但随着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经验的不断丰富,北京法院率先在此领域形成具有一定标准的审理思路和审判标准。例如,在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中,原告环球唱片公司等11家公司向雅虎发出删除通知,其中列举了34名歌手以及48张专辑和歌曲的名单,提供了136首歌曲的具体侵权用户的URL地址作为例子,还有其他相关的被控侵权链接的截屏。被告在接到通知后,根据提供的URL地址断开了指向该网址的链接,但对没有提供具体U R L地址的歌曲没有断开链接。法院在审理本案时认为,虽然侵权通知中对具体的歌曲的U R L地址没有一一列明,但其提供了歌手、专辑名称以及歌曲名单,被告只要在其网站上输入关键词搜索歌曲即可获知具体涉案歌曲的链接,综合原告提供的信息足以确定涉案歌曲的具体地址,然而被告没有及时履行删除涉案歌曲链接的义务,其消极不作为扩大了侵权结果的范围,应当认定主观上存在过错,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通过网络实施了帮助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在本案中,法院对通知采取的是宽松的态度,只要通知中的信息足以使被告通过自身技术在合理的成本下能够确定侵权材料的具体位置,就满足了侵权通知的要求。被告没有及时履行删除义务则应该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在三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中,原告在通知中仅提供了涉案歌曲的歌曲名、歌手名和专辑名,法院认为这三个要素足以使被告能够准确定位涉案歌曲,因此,被告没有及时删除涉案歌曲主观上存在过错,应该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北京法院在总结大量案件审判经验的基础上,于2010年5月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肯定了上述两案的审理思路和审判标准,并结合了最高院的《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中“确有证据的警告”的规定,对侵权通知进行了较为宽松了认定,以能够准确确定侵权作品为限,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有所加重。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存在的另一个判断标准是红旗标准。该标准是指当侵权行为对一个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下的理性人已然明显时,应适用“合理人”行事思考标准。对于理性管理者标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尺度。例如,在美国的Perfect 10v.CCBill案中,原告主张根据被告的域名“illegal.net”(非法网络)以及“Stolencelebritypics.com”(窃取名人照片)的事实主张“红旗标准”的存在,认为被告作为一个理性管理者应该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但法院驳回了这一主张,认为该域名本身并不构成著作权侵权,不能以此认定被告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在Aimster案中,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若对侵权行为视而不见就可推定为知晓。对于具体的知道判断标准,不同法院之间还存在着不同,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自由心证的结果,但肯定的一点是,应该以一个理性管理者的标准来进行判断,同时,在对侵权行为的感知上,本文认为应该是具体的侵权行为,而非侵权行为存在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得到了确认,即必须是对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的判断。

China IP



免责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知识产权杂志出品)"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新闻纠错:010-52188215,邮箱:chinaip@hurrymedia.com

会员留言


只有会员才可以留言, 请注册登陆

查询及评价系统

文章检索

关键词:

在线调查

据悉,正在修订中的《专利法》四修,拟将恶意侵权专利赔偿额度从原有的最高三倍上限调整到最高五倍,五倍赔偿已经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赔偿额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考虑过
合理,打击侵权,确有必要
不合理,赔偿过高,国际上并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