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禁诉令相关制度的思考

总第153期 李 梅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工程师 毕春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发表,[专利]文章

  前言:欧美一些法院不顾“国际礼让”规则,通过禁诉令形式,禁止我国无线通信产业主体申请在中国判决的执行、要求我国企业撤回在中国法院提起的相关诉讼等。我国禁诉令制度的缺乏造成的司法不对等,不能有效反制国外法院对我国司法主权的侵犯,不利于全方位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应加快构建我国禁诉令相关制度。

  无线通信行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支撑关键,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其国际治理话语权层面的争夺也日益激烈。欧美一些法院不顾“国际礼让”规则,通过禁诉令形式,禁止我国无线通信产业主体申请在中国判决的执行、要求我国企业撤回在中国法院提起的相关诉讼等。我国禁诉令制度的缺乏造成的司法不对等,不能有效反制国外法院对我国司法主权的侵犯,不利于全方位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应加快构建我国禁诉令相关制度。

  欧美法院逐渐试探通过禁诉令扩张其司法管辖权

  近期,无线通信领域持续出现欧美法院事实管辖中国专利的案例。如华为、中兴等遭遇美国、英国法院下达的相关裁决,其内容主要表现为禁止中国企业申请中国判决的执行、要求撤回其依据中国法提起的相关诉讼等。具体案例如:美国加利福利亚北区地区法院颁发禁诉令,裁定在该法院审理三星和华为争议之前,华为不得申请执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三星停止侵犯华为中国专利的判决;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要求华为撤回其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针对UnwiredPlanet的反垄断诉讼,并明确自己对包括UnwiredPlanet中国专利在内的所有专利的全球费率拥有裁决权。

  国外法院管辖权不断扩张,严重削弱了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影响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企业所获利润较低,对所承受的费用更为敏感,对公平合理专利费的诉求也更为迫切。国外法院禁诉令的颁发,进一步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一方面,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通信领域的生产制造大国和销售大国,但所获产业利润较低。根据Counterpoint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苹果和三星分别以73%和13%的利润占据了行业中共计86%的利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主要集中于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苹果、三星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如表1所示)。欧美以禁诉令强制要求中国企业接受权利人全球专利许可的行为,无视专利的地域性,以中国企业占比份额较小市场的专利,去强行裁判中国企业需缴纳的全球专利许可费,从而导致中国企业被迫在专利布局较少甚至未进行过专利布局的国家和地区,支付本不应该缴纳的许可费。这使得中国企业本来有限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削弱了中国厂商的全球竞争力。

  第二,阻碍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在无线通信行业,大批创新型企业涌现。以华为、中兴、大唐等为代表的企业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终于实现了技术突破,目前正是其创新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时期。但欧美法院通过禁诉令直接排除中国法院管辖,进一步牵制了中国专利价值的实现,是对中国企业创新的无视,同时却是对欧美专利价值的进一步拉升。这沉重打击了中国企业在创新和专利保护上投入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第三,欧美法院个案中适用禁诉令,将会带来不良的示范作用,严重影响中国产业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经济全球化的脚步逐渐放缓,西方国家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反经济自由化、反全球化的运动。在美欧对中国的“忌惮心”日益加重,尤其是对中国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遏制进一步加剧的大背景下,欧美法院针对中国企业的个案将会在西方国家带来极强的示范作用,会让更多的西方专利权人争相仿效在英国、美国发起诉讼,以获得全球费率的裁定,或通过禁诉令遏制中国企业的正常司法应对行为。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国外法院颁发的禁诉令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必然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因为遇到类似问题,而不得不被迫放弃部分海外市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将受到严重打击。

  完善与实施我国禁诉令制度的可行性

  第一,从立法基础来看,1999年以来,我国在海事诉讼领域、知识产权诉讼领域以及民事诉讼领域先后确立了海事强制令制度、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与行为保全制度。2005年,《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条件。我国司法实践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认可,说明我国法官在管辖权问题上具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为禁诉令制度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另外,我国现行法律的一些规定也为禁诉令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宽泛的国际管辖权规则,使我国法院可以有效行使禁诉令管辖权。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规定,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等地法院,可以对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行使管辖权。此外,我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也明确规定我国破产程序具有域外效力。另一方面,若当事人不执行禁诉令,法官也可从我国现行立法中找到制裁的法律依据,即《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1款第6项: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制度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禁诉令,但为减少不必要的平行诉讼、保障诉讼的公平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禁诉令制度得以构建的坚实土壤。

  第二,从实践基础来看,虽然基于对等原则的我国禁诉令制度尚未建立,但是我国法院和当事人已曾多次利用或遭受过外国及我国港澳地区法院的禁诉令,这为我国禁诉令制度的构建积累了实践经验。如2017年,武汉海事法院发布国内首例反禁诉令,以海事强制令的形式责令被申请人向香港法院申请撤回禁诉令。虽然海事强制令目前仅适用于海事纠纷解决范畴,但武汉海事法院一改国内法院过去对于外国和我国港澳地区法院禁诉令的静默态度,主动出击,此举预计将在未来影响更多的我国法院从消极走向主动,彰显司法管辖权。

  完善与实施我国禁诉令制度的设想

  在短期应对措施上,笔者建议适用行为保全、妨碍民事诉讼、“拒绝承认和执行”等制度,反击外国法院凌驾于中国司法之上的管辖权争夺行为。如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的民事保全制度,法院对于当事人向他国法院申请禁诉令,导致我国司法判决难以落地的行为,可在必要时刻发布“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的决定,利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积极阻击当事人行为对我国司法管辖权的不利影响。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6条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制度,可用于消极对抗外国法院针对我国司法判决发布的禁诉令。

  在中长期应对措施上,笔者建议加快相应司法规则的研究和出台,基于对等原则构建我国禁诉令制度,从规则上保障我国专利司法管辖权。我国虽然有海事强制令,但其依托于实体诉讼程序,所需满足的要件也较为严格,难以直接扩展为普通民事诉讼并对国外法院颁发的禁诉令进行有效反制。在制度构建上,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要点:

  一是兼顾确定性和灵活性。即确定签发禁诉令的一般原则,如我国与争议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外国诉讼是令人困扰或压迫性的、对礼让的影响可以容忍等,同时以列举的方式规定适用禁诉令的具体案件类型。

  二是对等原则。先将禁诉令的适用范围,限缩于我国与拥有此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平行诉讼。

  三是在效力上,可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藐视法庭条款。以契合我国正逐步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现“庭审中心主义”原则最基本的程序正当性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审判的实际需要,及时整理相关经典案例,并适时发布指导性案例,从而更好地指导各地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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