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地戏:打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

总第36期 China IP 文/鲁周煌发表,[综合]文章

  2010年1月,贵州省安顺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安顺市文化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对电影《千里走单骑》的出品发行人--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制片人张伟平、导演张艺谋提起诉讼,认为《千里走单骑》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要求发行方澄清事实,并停止发行影片《千里走单骑》。


  张艺谋2005年执导的影片《千里走单骑》以“云南面具戏”为线索贯穿始终,讲述了一位日本父亲历经重重困难,只身前往中国丽江拍摄面具戏的感人故事。影片自上映后好评如潮,一时间,“面具戏”也成为丽江旅游业的新卖点,丽江影剧院为此常年放映该影片。


  然而,该影片所宣传的“云南面具戏”实际上却是贵州安顺独有的、被海内外专家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2006年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安顺地戏。安顺市三国地戏队八位民间艺人,也应剧组邀请在片中表演了《千里走单骑》和《战潼关》这两场安顺地戏。但张艺谋在影片及发布会等公开场合中都未表明“云南面具戏”的真实身份,也从未提及“安顺地戏”,影片在日本的播映片段中,专门对“云南面具戏”进行标注,在国内宣传中也以“云南面具戏”为名称。安顺市文化局认为,这一做法误导了观众,错误诠释了地方民俗文化,严重侵犯了“安顺地戏”的署名权。


  时隔5年,“安顺地戏”大张旗鼓地向《千里走单骑》讨要“署名然而,该影片所宣传的“云南面权”,一时引起公众热议。


  明确权益保护的法律依据


  安顺地戏既是民间文学艺术,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目前,我国既无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又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著作权法》只是笼统地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享有著作权,但并未规定具体的权利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草案中规定非遗享有署名权,但这个文件尚未生效。因此,如何确定安顺地戏权益保护的法律依据,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顺德教授认为,对于安顺地戏,可以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来进行维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第21条规定,“利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艺术创作、产品开发、旅游活动等,应当尊重其原真形式和文化内涵,防止歪曲与滥用”。“涉及到本案,影片涉嫌歪曲、误导,可以用这条来保护。”李顺德教授说。


  从国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看,其多强调公权,主要采取公法保护,如抢救、传承等。对民间文学,国家主要采取私法保护的方式。李顺德进一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非常广,可以作为上位概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单纯的行政法保护,还应有其他法律的保护。


  安顺地戏带有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因此,也有更多专家学者倾向于利用《著作权法》从民间文艺的角度进行保护。国家版权版权管理司专员许超就此说道:“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不影响著作权的保护。安顺市若想讨回说法,应当变换思路。安顺地戏是个大概念,不能笼统地拿来讲,应具体和细化到安顺地戏中的剧目《千里走单骑》和《战潼关》,走著作权保护这条路。”


  然而,对于著作权保护的方式,《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因此,对安顺地戏的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又不能简单套用《著作权法》。


  本案的代理律师--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李俊认为,在创作者身份的明确性上,《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和民间文艺“作品”之间存在不同。《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有明确的作者,而民间文艺作品是某个地方或某个民族的成员共同创作并拥有的精神文化财富,是无法确定具体作者的。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王迁教授进一步指明,民间文艺要在《著作权法》上获得保护,要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遵循《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构成作品。需要注意的是,《著作权法》不保护任何思想创意,不保护风格、技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虽然在《著作权法》上没有特别明确的依据,但我们有些案子,从现有法律上找不到依据,但法院还是判了,并且赢了。”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黄武双也谈到了自己的观点,“本案也可以跳开《著作权法》、非遗保护的法律,从《民法》上把法律资源揉和起来。”对此,上海市司法系统的有关专家表示,民间文艺保护的法律一直没有出台,但司法判例已经有了。我国虽然是成文法系国家,但并非是没有法律依据就不能判,事实上司法判例可以推动法律发展,并能够提供很好的司法资源。


  即使无法律明文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可以受到保护。


  是否主张“署名权”

      目前,安顺市文化局在诉讼中主张的是“署名权”。而究竟是否侵犯署名权,对于此种权利主张,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主张署名权可能仍有风险。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就提出疑问:原告主张的署名权是版权法上的,还是非物质遗产保护法上的,还是其他法律方面的?


  王迁教授说:“目前本案主张著作权侵权,那么法院一定按照《著作权法》来审理。著作权说的很清楚,署名权在英文当中是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我倾向于司法是保守的。非遗保护草案中的所谓署名权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副所长袁真富也表示:“署名权是《著作权法》的概念,是作者享有的,要适应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在影片中署上‘安顺地戏’扩张解释为就是署名权,司法机关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一定要说清楚,是否可以适用于《著作权法》第10条最后一项兜底的‘其他权利’--此权利可以是精神权利也可以是财产权利。”


  本案的代理律师李俊认为,“安顺地戏”应该享有署名权。


  “安顺地戏同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上位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文件,对作为民间文艺作品的安顺地戏的权利内容具有指导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中明确非遗享有署名权这一人身权利。非遗的署名权当然与《著作权法》上的署名权是两个概念。《著作权法》上的署名权是作品的作者,是用来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而民间文艺作品是无法标明具体作者的,它要署的‘名’,不是作者的‘名’,而是作品创作群体或来源社区的‘名’。所以,影片《千里走单骑》侵犯的是‘安顺地戏’的署名权而不是具体作者的署名权。”李俊说。


  上海司法系统相关专家称,不管从哪方面提出权利主张,所有的案例都不例外:在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不要限定太死。


  安顺地戏案被闹的沸沸扬扬,可能张艺谋也没料到。李顺德教授说:“对于民间文艺作品,强调传承、发扬、保护,积极地利用、发展,这个值得鼓励,但是其中牵涉到利益分享问题,大家不能随便地乱用。”


  从本案的学术价值来说,袁真富副所长认为,目前我们有很多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案例,但是都和解了,没有形成经典的判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如果安顺市文化局能够坚持到底,把案子判下来,至少在学术研究和立法推动上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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