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之困

总第36期 China IP 文/聂士海发表,[著作权]文章

  2010年1月15日,由北京市版权局主办,北京版权保护协会、美国电影协会、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协会协办的“京津沪音像制品版权刑事保护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版权局以及京津沪三地公检法部门和文化行政执法部门的代表参加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旨在总结著作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保护相衔接的先进经验,共同研讨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更好地运用法律制度加强著作权刑事保护力度,从而为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形势之迫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著作权领域,尤其是一些重点行业,比如电影、网络游戏、音像以及软件等行业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一个显著的成果就是电影院线的票房收入一路高奏凯歌。据统计,中国电影票房去年达到了62亿元,相当于每年将近43%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电影的音像市场、网络视频领域的版权状况却不容乐观。


  虽然盗版音像制品对于电影票房的影响已经不大,但它破坏的却是整个电影产业链。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总裁艾理善认为,在目前的整个电影产业链中,音像制品因为盗版的影响,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再加上现在网络盗版愈演愈烈,对整个电影产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侵权盗版也加大了整个电影产业的投资风险。在美国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50%以上的电影产业投入收入来自于院线以外,包括 DVD的收入。但中国的电影投资完全是依赖于院线的票房收入, DVD这类附属产品的销售很难获得利润。美国电影协会中国区总裁冯伟也认为,正是盗版的问题,让正版音像制品的版权费被压得太低,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打击侵权盗版方面力度越大、成效越显著,政府和民间在电影产业投入方面就会获得越多回报。因此,业界都非常希望打击侵权盗版能够上升到刑事的层面。“侵权盗版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世界范围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刑事司法保护对于整个版权保护的大环境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艾理善说。


  对此,北京市版权局副局长王野霏表示:“这几年按照全国统一部署,我们开展了许多集中的打击行动,政府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审判机关都加强了版权保护工作,在打击侵权盗版方面应该说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的情况依然很严峻,在我们的刑事保护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研讨,如何适用法律,如何进一步加强打击力度也是当前刑事保护工作的一些突出问题。”


  罪名之变


  虽然我国《刑法》第217条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等,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长期以来对于侵权盗版案件通常都是按照“非法经营罪”来判定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非法经营罪”对案件进行处理在程序上会简单很多,但如果按照“侵犯著作权罪”进行处理,仅对盗版音像制品进行分类、鉴定、找相关的著作权人进行起诉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工作量相当大。


  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公检法部门的代表详细介绍了曾被评选为“2008-2009年度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的“周雪斌贩卖盗版音像制品案”的侦破经过及司法审判情况。据了解,该案既是北京市公安机关第一起利用《刑法》第217条追究发行领域的犯罪案件,也是北京市法院系统首例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贩卖盗版光盘行为的案件,实现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手段从原有“非法经营罪”向“侵犯著作权罪”的转变,不仅加大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而且对于展现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新趋势,向国际社会宣传我国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马迪介绍,2002年至2009年,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396件,这些案件主要涉及3个罪名,即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2007年以前的案件基本上都以“非法经营罪”起诉。2008年受理的24件此类案件中的9件仍是以“非法经营罪”起诉的。而2009年中的111件当中有24件以“侵犯著作权罪”起诉,其他案件之所以没有以“侵犯著作权罪”起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权利人的证明问题。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的罪名,从2007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出现。自2008年以来,销售侵权复制品达到法定数额的案件,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都按照“侵犯著作权罪”处理。


  如果涉案作品中既有“侵权复制品”又有“非法出版物”的又该如何处理?在“周雪斌案”中,涉案作品中有849张DVD光盘属侵权复制音像制品,另10093张DVD光盘属非法出版物。可见,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非法经营罪”。那么,对被告人周雪斌是按照“侵权著作权罪”一罪处罚还是按照“侵犯著作权罪”与“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存有较大争议。对此,董更表示,本案中,由于公诉机关并未指控被告人周雪斌犯“非法经营罪”,基于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法院并未就周雪斌贩卖10093张非法出版物的行为判处其“非法经营罪”。但是,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涉案作品既有侵权复制品又有非法出版物,且均达到定罪标准的,公诉机关应以“侵犯著作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起诉,法院也应实行数罪并罚。


  举证之困


  权利人的证明是定罪的关键。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何证明“侵犯著作权罪”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这一核心要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董更认为,在认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时,根据刑法规定,应证明行为人在实施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即要证明涉案作品属于侵犯复制品。如果不能证明涉案作品属于侵权复制品,仅仅证明其属于非法出版物,则只能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刑。但实践中,证明涉案作品属于侵权复制品就需要有相应材料,证明涉案作品是有著作权人的。如果不能证明涉案作品有相应的著作权人,则只能认定为非法出版物。


  国家版权版权司副司长王志成则表示,版权行政管理部门认为,侵权盗版不能就其制作和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授权和合法来源的,就应当认定为制作或发行的复制品属于侵权复制品。对于刑法规定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这一侵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多数公检法部门要求以取得权利人的未授权证明为证据,但是实际上涉及到的权利人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如何取得授权证明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是难以完成的,使得很多的案件无法顺利移送刑事,“侵犯著作权罪”名存实亡。


  据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政委于璐介绍,“周雪斌案”成功告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决定抓捕之前,与美国电影协会和北京市版权局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沟通,就音像制品的版权鉴定的程序迅速达成了一致,从而保证了案件的顺利进行。


  在实践中有很多案件,由于行为人复制发行的数量大、范围广,可能同时侵犯了众多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如何及时有效地使著作权人出具版权认证,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实践中大致有四种途径:一是由著作权人出具版权认证;二是由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出具版权认证;三是由行政机关出具版权认证;四是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周雪斌案中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涉案作品出具版权认证是一项创造性的尝试”,董更认为,“不仅提供了高效的版权认证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侵犯著作权罪实施难的问题,为加大著作权刑事保护的力度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衔接之难


  “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够不考虑中国的国情,应该结合我们国家执法和司法体制的特点,不能把所有的希望或者最主要的希望都放在刑事司法的打击上,应该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把我们的著作权保护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说。


  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并行的双轨体制,是中国版权保护制度的显著特点和基本优势,目前已形成中央、省、地市三级的执法体制。据王志成介绍,为加大对侵权盗版活动的打击力度,我国各级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当中不断加强工作力度。同时,国家版权局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多次强调要重视运用刑事制裁手段打击侵权盗版,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也先后两次直接针对刑事侵权盗版犯罪行为做出过司法解释,降低了行政制裁的门槛。因此,作品著作权行政保护和刑事司法保护在我国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志成还详细介绍了近年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罚及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有关情况。2006年至2008年,全国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7372起,其中向司法机关移送741件,占全部案件的2.7%。在2009年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中,各级版权执法部门及公安工信部门共关闭非法网站362个,采取责令、删除和屏蔽侵权性内容的措施552次,罚款近130万元,没收网络服务器等作案工具154台,其中向司法机关移送24起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重大案件,占全部案件的4.4%。从这两组数据来看,由行政向司法移送的案件比例还不是很高,但其中也有移送像番茄花园案件这样很成功的刑事案例。


  为什么会出现行政向司法移送案件比例过低的情况?王志成分析认为,由于我国《刑法》第217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是侵犯著作权罪的一个要件,而在实践当中,行政执法部门查获大量的复制品或光盘后,在进行行政处理时,在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认定上,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理解存在差异,没能达成明确的共识。这就成为目前行政执法向司法移送以及司法审判最终定罪的障碍,也是移送案件的成功比例较低的原因。即使移送成功了,最终以侵权著作权罪定罪判刑案件也会很少。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侵权盗版问题的行政和司法衔接形势更加紧迫,这也成为发达国家对于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打击问题不断施加压力的一个借口。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好行政和司法的衔接问题?王志成介绍说,2009年,国家版权局就侵权盗版案件移送问题专门邀请高法、高检和公安机关举办了侵权盗版案件移送工作协调会,并达成了以下几个方面共识:第一,推动新的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加强刑事打击力度,争取在版权行政执法、公安、检察、法院部门之间达成共识,避免出现行政机关不敢移送、公安部门不敢接案、检察部门不敢起诉、法院不敢审判的局面;第二,向著作权人查明授权状况,只作为证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证据之一,不作为启动刑事打击程序的必要条件,也不应成为构成侵权盗版案件移送的法律障碍;第三,适应数字技术和网络发展的趋势,结合新的特点,确定侵犯著作权最新的追诉标准;第四,在网络数字环境下,应当按照侵权盗版作品在网站作品总数中所占比例来计算非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额;第五,行政执法内部要进一步理顺执法体制,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


  随着我国著作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和社会整体版权意识的提高,著作权人对动用刑事制裁手段打击侵权盗版活动的呼声越来越高,著作权人普遍认为,没收侵权复制品行政罚款,取缔非法经营窝点等行政制裁措施不足以有效的震慑,只有追究刑事责任,对其定罪量刑,才能对震慑违法犯罪分子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要解决好著作权行政保护和刑事司法保护的衔接问题,除了要求著作权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检察、法院部门加强协调,还要鼓励权利人积极寻求刑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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