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总结历史 现实面对未来—“中国著作权法律百年国际论坛”综述

总第45期 文/图 聂士海 China IP发表,[著作权]文章

 

  2010年对于中国和世界知识产权法制文明的历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今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颁布100周年,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通过20周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0周年,还是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英国《安妮法》公布300周年。
  为总结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经验,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010年10月14日至15日,中国著作权法律百年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指导,中国法学会、中国版权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任建新为论坛题词:“总结百年历史经验,完善知识产权法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佛朗西斯·加利特别为论坛发来祝贺视频。
  论坛举行期间,与会的400多位代表围绕“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国际趋势”、“新技术对著作权制度的挑战”、“著作权的司法保护--民事保护与刑事保护”、“著作权集体管理与文化产业发展”等专题展开了充分研讨。
  回顾与展望
  许嘉璐在致辞中说,100年前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重视知识产权法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愈发重视对私权和公权的尊重。《著作权法》的起草、修订和颁布,从立法上保障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我们深深懂得在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的今天,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社会前进的动力。我国政府坚持不懈地进行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打击盗版、盗印等大规模治理活动从未停止过,各级法院还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这一系列举措表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的诚意以及走向法治社会的决心。
  柳斌杰对中国历史上两部划时代的著作权法律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的诞生,中国才可以说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第一次以成文法形式、条款章节布局、不同层次的法律术语、私法类型的体系,勾勒出了中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比较完整而又因时因地制宜地将西方著作权保护理念移植入中国,开创了中国近代著作权法律制度建设的崭新局面。《大清著作权律》的立法精神和法律理念深刻影响着此后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著作权立法,为20世纪初变革中的中国确立著作权观念、树立公民著作权法律意识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为封建帝制结束后的中国著作权法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大清著作权律》是中国著作权立法史上一座里程碑。回望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大清著作权律》的颁行,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部法律仍能为我们进一步完善著作权相关制度提供有益借鉴。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全球关注的版权问题也提到了中国的日程上,著作权立法开启了新的历程。经过11年的艰苦努力,1990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揭开了我国新的历史时期著作权保护的新篇章。”
  柳斌杰同时指出,当今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共识。虽然新中国的著作权制度还不够完善,但中国政府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构想,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来推进。这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将大力实施版权战略,加大著作权保护的力度,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教授以“中国著作权法律一百年实践的几点思考”为主题做了专门演讲。他认为,初创和重建著作权制度所经历的思想辩论给今天以很大的启示。晚清和新中国改革开放是从近现代历史上两次重大的历史变迁,正是这两个时期发生了著作权制度的初创和重建,这两个时期,先后出现了四次大辩论,晚清的那场大辩论旷日持久,当时梁启超、蔡元培等,各个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从双边条约当中的版权条款到著作权法的立定都有贡献。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强国富民,他们不屈利害,变法志新,都从国家利益出发。翻阅尘封的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先辈们在论述著作权问题时,其辞论之专业, 认识之深刻,论辩之精当,表达之淋漓,眼界之高远,足以令百年后的当代读者惊狂赞叹。相比之下,重建著作权制度时期类似的争论,境界则低了很多。
  刘春田说:“百年来中外著作权关系的基本格局,决定着中国著作权法的未来走向。这个基本格局是什么呢?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起决定因素,然后引起了社会变动,社会关系的变动,再引起法律的倾斜。从技术来讲,从社会关系来讲,从这一百年来分析,可以说中国与国际是一致的,实践也是一致的,从西学东渐,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的法律思想,建立了这个制度。接受了以后,建立法律,然后又面临着是否加入国际条约,建立体系。我们现代社会进入这个公约,实际上这个选择和国际上是一致的。从1903年前后跟英国、日本、美国的双边协定,一直跨越到1979年,我们发现,虽然形态不同,但是立法宗旨、立法原则却惊人的相似。现在基本的状况,是引进先进的理论,借鉴西方的技术和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30年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事实,我们落后就要由人盘剥,被人欺负,受人干扰,任人摆布,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改革中国的著作权法。简单说,中国现在的著作权法和国际上先进的著作权法差了一个时代,我们是印刷技术时代的著作权法,以美国为代表的著作权法是数字技术时代的著作权法。所以说,未来的著作权法要进行全面地修订,要跃入现代化,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我们也可以做。我个人觉得中国真的要进步,就要向先进的看齐,向先进的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从清朝末年算起,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历时一个世纪。我们有必要对百年来知识产权的历史指导进行分析、总结和思考,以服务未来的发展与实践。
  双重保护体系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题为“中国版权制度的实施和展望”的演讲中提出,要立足于知识产权的哲学层面思考制度构建问题,要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随着著作权法的全面修订,中国的版权保护状况会实现根本性的好转,各类版权的智力成果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资源在促进文化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会更加显著。另外,公民对于知识产权版权的认识水平也会提高。
  “著作权的保护,不仅要依赖行政执法,更要依赖司法发挥作用。”阎晓宏介绍说,“我国的著作权制度是实施司法和行政并行的双重保护体系。实施双重保护体系主要是由于20年前构建著作权制度的特殊环境造成的。据数据显示,我国约有百分之九十的著作权纠纷案件是通过行政执法、行政调解的途径解决。行政执法发挥着快捷、低成本的优势,在特定历史阶段里面,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从长远来看,著作权保护在执法方面,应该是主要发挥司法的作用。”
  阎晓宏还列举详细的数据来说明中国政府在实施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成果:“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版权制度的实施情况还是良好的。政府在打击侵权盗版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行政资源,专门设立了打击侵权盗版奖励的资金。查处的成效是显著的,从2000年到2009年,执法部门查处的案件是830万起,查获的侵权盗版制品一共是7.1亿多件。从2005年开始,中国国家版权局联合公安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连续每年都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专项行动。共查办网络的侵权盗版案件2621 件,依法关闭了1198个侵权盗版网站,移送司法部门的案件91起。2009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审理的版权民事案件1500多件,刑事案件86件,去年盗版案查处在国际范围内影响比较大。”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在版权保护的水平方面,特别是社会公众对版权保护的认识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我们也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欧美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版权制度从不成熟到成熟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一味的指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认为不能用超阶段、超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版权保护。如果认为中国现在需要和美国完全达到同等水平,应该说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不想做,实际上现在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用自然主义的眼光,来对待这个版权保护的问题。不能对侵权盗版,以及各类影响权利合理正常运行的行为姑息。大力加强版权保护,大力加强对侵权盗版的打击,仍然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要结合《著作权法》实施20年来的实践进行总结,总结哪些好的做法需要坚持下去,哪些做法是需要改进的,总之是一个目标,就是要提高行政的效益,要使盗版的问题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阎晓宏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着重介绍了我国著作权的司法保护情况。他指出,中国法院的著作权司法保护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著作权司法保护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面行使审判职能,为著作权提供全方位的司法保护。近年来,人法院受理的著作权案件逐年上升,仅2009年,全国地方法院新收著作权一审民事案件15300件,同比增长了40%。第二,对于著作权进行司法保护的领域不断拓宽,保护水平不断提高。法院受理的类型已经从传统的侵犯纸质的著作权上升到网络著作权。第三,法院对于著作权进行司法保护的制度不断完善。《著作权法》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有关著作权的司法解释,及时总结和推广了经验,解决了疑难和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细化了著作权法律规定,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有效维护了法制的统一。例如,为有效应对互联网发展对著作权保护的新挑战,在尚无规定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的原则精神,及时明确了网络著作权的审判标准。第四,人民法院进行著作权司法保护的工作不断健全。上世纪80年代,著作权案件一般由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了适应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北京法院在全国率先专门建立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庭。1996年10月,最高法院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到2008年10月,全国地方法院已经专设知识产权审判庭298个,专设知识产权合议庭84个。2009年,全国民事知识产权案件有6万件,其中有15000件是著作权案件,这足以证明中国对著作权审判工作的重视。
  正如许嘉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尊重知识产权既是对私权的有效保护,又是对公权的有效保护。在双重保护下,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才能得到最优的、通畅的、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立法、改革还是实践,都任重道远。此次论坛以“中国著作权法律百年”为历史契机,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全面思考现实与未来,必将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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