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版权出版乱象何时能休

　　[导读]正规出版社“苦盗版久矣”，一些擅长“中译中”的书商剽窃几成惯例。这次，如果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马爱农自己或许不会走上用法律维权的艰难之路。

　　公共版权领域的抄袭，很多是由于“中译中”的操作手法，大量的“复制”、“粘贴”后就成了新的“译本”。

　　还记得2013年年初在豆瓣上发起的“一星运动”吗？现在看来，“一星运动”只是译者们不满李继宏译本夸张的宣传文案，而进行“以毒攻毒”的恶搞。

　　今年7月以来，先是“韦白抄袭闵雪飞的译文”，导致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宣布《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佩索阿诗选》一书停止发货；而后7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马爱农状告中国妇女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前者出版的《绿山墙的安妮》基本原封不动地抄袭马爱农的译文，后者在去年出版的16种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在封面、内封、版权页上都署有‘马爱侬编译’，误导读者”。

　　这两桩“抄袭案”证据确凿，被指正的对象百般搪塞但终究抹不去抄袭的痕迹。对比“一星运动”，这两桩个案要严肃得多。而更深处，存在于“公共版权”翻译出版范围内的不良现象由来已久。不管是韦白还是不存在的影子写手“马爱侬”，现在发生了，以后或许还会继续发生。在这些已暴露的新闻表象的背后，或许存在着未知的黑洞。

　　译者维权

　　正规出版社“苦盗版久矣”，一些擅长“中译中”的书商剽窃几成惯例。

　　马爱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二十多年外文编辑，这次，如果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她自己或许不会走上用法律维权的艰难之路。

　　1986年暑假，刚从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马爱农开始翻译《绿山墙的安妮》。此书作者是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书初版于1908年，是一部风靡全球的文学经典。这是马爱农的第一本译著，“我祖父是商务印书馆的高级英文编审，我翻译一章，他帮我改一章”。三个月后，书稿交给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二年出版。1999年，这本书的版权转移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下文简称“人文社”)。此时，马爱农的身份也转换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编辑。

　　去年11月，马爱农在书店偶然发现了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绿山墙的安妮》。“后译可以对前面的译本进行借鉴，但是这个版本却是全部抄袭，我忍无可忍”，马爱农跟人文社办公室主任宋强说了这件事，“宋强请示了社长，社长也很支持，于是叫来了律师张中辉一起谈。”

　　到了今年年初，不断有朋友问她，新世界出版社的一套十六本的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名著作品，署名“马爱侬编译”，这个“马爱侬”与“马爱农”到底是什么关系？马爱农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人文社的律师。“律师一开始很犹豫，名字毕竟不一样”，马爱农说。但到了6月，律师告诉马爱农，经过研究和查询相关案例，认为可以起诉。

　　于是，两起案子7月正式进入了法律程序。

　　7月25日，人文社举行新闻发布会。这起公共版权领域的官司，经过媒体的宣传才广为人知。而在发布会之前，新世界出版社一位自称“小孙”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人文社律师张中辉，提出“庭外解决”，但此后再无下文。张中辉怀疑，自称“小孙”的这位就是那套书的特约编辑“孙豆豆”。目前，媒体已经证实，新世界出版社的该套丛书是与兴盛乐图书公司合作，“马爱侬是编辑孙豆豆的笔名，其下有一个翻译团队在负责翻译”，而中国妇女出版社的《绿山墙的安妮》也是“外包给其他公司做的”。

　　马爱农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将这场官司进行到底。虽然他们提出的赔偿共计80多万元，但马爱农听律师讲过，“著作权侵权的官司，赔偿额度是让人失望的。”马爱农说，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维护一种名誉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第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了，正规出版社“苦盗版久矣”。2003年，人文社推出“名著名译插图本”，但很快，一些擅长“中译中”的书商就剽窃去了。“翻译跟创作不一样，翻译本身的内容是别人的，名著有不同的译本，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起来，你很难抓住确凿的证据”，马爱农说。也因为证据不足，过去发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但都没有走上法律维权的途径，“以前人文社没有过以译者身份进行起诉的案例”，所以当她发现《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觉得挺高兴的，终于抓到一个特别典型的抄袭案例了。”

　　稍微检索一下，就会发现，《绿山墙的安妮》一书，在国内出版过近两百个品种，其中不乏一些不知名的出版社，书上连译者名字都没有署。对于更多版本的筛查，马爱农表示为难，“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译文抄袭发现难，而发现了也未必见效。马爱农看到了新世界出版社的《男孩彭罗德的烦恼》的译者署名梅海，“翻译界就一个梅海，我去问他，他说没给过新世界出版社，而且也没有翻译这本书，可能别人用的笔名吧”，马爱农看出了梅海语气中的含义，他没有深究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在中国司法现实的语境之下，公共版权领域的抄袭，基本陷入一个译者自己虽知情，但未必会去举报的境地。

　　对于官司所能产生的效力，马爱农也不是很乐观，“惩罚力度不至于产生切肤之痛”，这也就导致公共版权领域乱象频仍，“需要改善的太多，最重要的是侵权违法，要像国外一样，罚得倾家荡产。我们的路还很远，离那一步太远了。”

　　谁主大局？

　　“1955年沈雁冰当文化部长时开了翻译界的工作会议……

　　近60年过去，没有开过第二个这样的会议。”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李宝中在出租车的广播中听到了马爱农起诉一事。在该协会官网，可以看到协会的“职能介绍”，其中第七条是：“按照中国著作权法和政府有关法规的规定，促进出版单位广泛团结著译者，尊重著译者的权益。”

　　“按理说，这种事情他们应该跟我打个招呼，我们为会员单位维护利益。这些事情已经有了结果，不是一日之功。”李宝中说，“我没法表态，只强调一点，一定要按法律还一个真实”。

　　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官网，鲜见类似查处“公共版权”违规的案例，最近“查处通报”一栏是对五家报纸、杂志的违规操作的“行政处罚”。该栏更多消息的则是针对违规教辅材料、盗版印刷和“涉黄”案件的查处，盗版教辅图书几十万册的相关责任人被处以3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并处以几万到二十几万不等的罚款。

　　南都记者就近期“公共版权”乱象联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对方答复，这类事应咨询国家版权局。据知，国家版权局与新闻出版总署为同一机构，但保持两块牌子的形式。版权局一位陈姓工作人员以个人身份答复南都记者说，“出版总署处理的，一般是损害公共利益的、重大的案件”，国家版权局有专门的执法机构。对于记者所描述的马爱农、闵雪飞在公共版权翻译作品中被侵权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两方之间简单的民事关系，一般都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了。”

　　曾有评论认为，1992年，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后，有关管理部门不再对翻译著述和译者进行统计。从此，每年全国到底有多少重印重译的外国著作难以知晓。放弃这项权威统计，导致沿袭多年向读者推荐好版本的做法失去了可靠依据。

　　公共版权领域的出版问题由来已久，2001年，曾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的李景端就“管了闲事”，主动为季羡林、冰心之女吴青等代理官司，状告中国物价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大系》一书侵权，没有给老译者署名、支付稿酬。物价出版社（现更名为中国市场出版社）有国家发改委的背景，向译者们施压，16位原告中就有人退出了。这反而触怒了季羡林，他坚持打官司。结果令李景端“很失望”，季羡林仅得到1225元赔偿，吴青得到700多元。

　　“影子写手”层出不穷。“龙婧”四年翻译出23本书，“李斯”翻译出26部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宋瑞芬”一人翻译了中国戏剧出版社一套20本世界名著作品。“马爱侬”只是其中一员。

　　2009年，王干卿翻译的《爱的教育》被抄袭。中国戏剧出版社版本的《爱的教育》里，涉嫌抄袭内容达9万多字，王干卿最终获赔3.2万元。和现在的两起案件一样，《爱的教育》也是出版社和图书公司合作，“卖书号”卖出了问题。也在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擅自出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侵犯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出版权，这把公共版权领域的乱象延伸到了专有版权领域。

　　曾奋力疾呼的李景端现在已经79岁了，他曾经在报纸发文《致“李斯”的公开信》，炮轰抄袭。现在他对南都记者说，”“(抄袭)不仅是一个死循环，更是一个顽疾”。他同情马爱农，“会起来起诉的只是少数”，关于出版翻译的前景，他说“目前我们国家事太多了，好像翻译还排不上队”。

　　谈到解决的办法，他说，再也不是舆论能够左右的了，“今天大家讲了半天没用了”。他还是坚持，要在法律层面保持翻译者的劳动。他说，我们虽然在著作权法上对翻译权予以了保护，但细则和后续措施都没做到位。一方面，法律没有明确抄袭的界限，使抄袭与否难以裁定；另一方面，没有严厉的惩治措施，只是“轻微罚款”，对抄袭者不能起到警示作用，“像郭敬明，大家都说他抄袭，结果他还是红得不得了。外国处罚就很严厉，赔偿要在没收收入基础上再罚，登报道歉”。

　　李景端曾一直呼吁我国建立翻译鉴定所，“精神产品也应该有一个质检机构”。如此，译者在维权时的取证将会变得容易很多。译林出版社曾经有一本书被内蒙古一家出版社抄袭了，李景端请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的版权处来判别，出版局请人大教授看了约2/3的书，证明属于抄袭，最后，根据这份政府机构开具的证明，法院判决了对方抄袭。这个案例给了李景端很好的启示。

　　而对于出版协会，李景端说不抱希望，“那只是一个协会，没有权”。而有权的则帮不上忙。以前每次新闻出版座谈会，李景端都会提翻译方面的意见，关于抄袭、稿费低、人才培训、市场管理等等，“我自己都腻了”，“1955年沈雁冰当文化部长的时候开了一个翻译界的工作会议，到今天将近60年过去了，没有开过第二个这样的会议。这几年我就鼓动好几个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要求国务院再开一个全国性的翻译会议。外文局的副局长黄友义也搞了个提案说是要建立翻译人才库等等。这些问题都推到政协会上去了的，最后都不了了之。”李景端说，“我们说起来都很重视翻译事业，但落实下来根本没人管。”

　　上游溃散

　　与销售、发行这些出版业的“下游”环节相对应，出版业的上游即作者、译者，也面临着同样泥沙俱下、弃城卸甲的现状。

　　出版和翻译界节节溃败失守的“公共版权出版”，尚能聚焦媒体的目光，而在这些抄袭案和官司之外，未被发现的抄袭和失误鲜有统计，即便在正常的学术出版领域，也是如此。

　　朱绩崧在2011年时发过一条微博，严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一书的翻译问题。这类学术书籍相对冷僻，他指出译者张岩冰翻译中五点非常离谱的错误。有细心的网友顺藤摸瓜，把这本书更多的翻译错误贴上了豆瓣网。

　　这位微博ID为“文冤阁大学士”的朱博士，就职于复旦大学英文系，研究方向为“词典编纂”，现在经常用微信号发送一些英语学习的内容。他觉得，买卖书号进行盗版翻译还只局限在小出版公司，而大出版社在学术和外文翻译上的失守，则关乎“职业操守”问题。

　　朱绩崧现在给上海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做顾问性质的工作，基本已经放弃了自己动手翻译。之前上海图书公司“九久读书人”找到朱绩崧，想请他翻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给你开高价”，结果翻译完之后，对方告知，“不好意思，版权没买到”。于是，按照当年的合同，只能支付三分之一的稿酬，“我们多数人没有版权意识，(都用)格式合同。大家都这么签，你也得签，没人去研究，等出了问题，才发现，啊，是自己的。”最后，九久读书人赔偿给朱绩崧百分之五十的稿酬，比惯例的三分之一高一些。

　　这件事情后，朱绩崧再也没接过新书的翻译，“基本我对这个市场是完全失望，不再有过多的联系”。他现在更多愿意做一个批评家。“抄袭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质量，抄袭是质量不好的衍生”，朱绩崧说，“质量不好”与“价格很低”之间形成了恶性的死循环，“整体行业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朱绩崧的悲观自有来由，他看过李继宏翻译的《小王子》和《老人与海》，“如果国内质量都像李继宏那样、其实还都行”，而现实的情况往往比这恶劣得多。

　　今年上半年，上海一家出版社要出一部英国学者传记的汉译本。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主动要求翻译，也准时交了稿，编辑拿给朱绩崧看，“我对照了原文，如果说这是个作业的话，那就得拿回去重做！”朱绩崧想了个办法，他把译文分给了自己的学生，“一个本科生改出来的，也比这个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做得好！”

　　学术著作显然不如公版权的经典作品受欢迎，但低劣的翻译仍层出不穷。“很多学者的英文基本功都不过关，而他做的所谓学术译丛还要供其他学者去研究。如果我们国家的社科出现问题的话，我看恐怕翻译要承担很大责任的”，朱绩崧说。

　　朱绩崧曾经给出版社出谋划策，提出一个“最低纲领”：搞好包装就够了；而“最高纲领”还是要求内容做好，“好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要对着原文看，不会觉得你有问题。”

　　在盗版环境下培养下的一代中国人显然陷入了一个泥潭，类似抄译的事情屡禁不止。朱绩崧甚至发现，连外国人来上海也在地铁口买盗版，“法制环境下长大的人也接受”。一方面，盗版的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但是“盗版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甚至我们在潜意识里还是没有转变思维。朱绩崧说，“就像《中国合伙人》演的，盗版，但只要我有钱，外国人就摆得平。”

　　有评论以为，部分学者不愿意做翻译，或许还有一个理由———英语翻译并不是稀缺。高校外语专业者们也没有动力去做，“以前翻译是不算科研的，翻译一本理论书，只有五百块的年终科研奖，这也就是说，相当于最低档次的核心期刊论文”。对此，南方大学外语系教授但汉松说：“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在美国，你能够把一个学术的东西翻译得很好，在你评职称的时候是有好处的，一本好的译著可以奠定你的学者地位，就像斯皮瓦克翻译德里达的东西一样。”

　　年轻的学者，有朱绩崧这样“述而不作”的选择，在老一辈的学者中，也有但汉松、黄荭这样继续坚持的例子。

　　但汉松曾翻译过一本介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历史的书，由一家小的商业机构操作，很畅销，“做书的时候有严格的质量控制，翻译了一部分就要拿回去抽查”。虽然“抽查”在文学翻译中也有，但因为文学翻译远比商业翻译复杂得多，“文学翻译只是好与不好，很难说译错了。文学翻译一般都是译者和编辑之间，充满人情味，而商业翻译错误率达到百分之三或是百分之五，都会罚多少钱。”但汉松说。

　　但汉松近期翻译完美国作家桑顿·怀尔德的书，也曾花一年时间翻译美国后现代作家托马斯·品钦的书，“对翻译的未来，我还是有信心的吧”，他说。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小小抱怨，“稿酬应该高一点”，“催稿不能太急了”等等。

　　沉浸在这个系统里的人，都能感觉到某个环节出了一些问题，或是局部，或是整体。诸如以上种种的不良现象，更多的译者们都持以谨慎的乐观。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编辑室主任欧阳韬对南都记者说。“我还是相信邪不压正，有些东西在某些时间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骗所有人。”

　　欧阳韬介绍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葛云波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揭露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的《文说·耀采》抄袭《四六丛话》叙论和阮元的《后序》。10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抄袭案被揪了出来，“这是白纸黑字的的东西，你抵不掉的。”

　　但谁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翻译、出版环境呢？“没人吧。”欧阳韬体谅某些机构的难处，“我还是相信民间读者的力量，偷译就是一个盗窃行为，是要把小偷拎出来示众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官方通告中鼓励读者对剽窃行为进行举报，但只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而已。

　　[观察]
　　《旧制度与大革命》：版本渐欲迷人眼

　　去年11月，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网上热炒。这本相对冷门的学术名著本此前只流行于高校和民间研究人士，传媒效应下，这本书一下子被推广到了大众市场。

　　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是冯棠的译本，不能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各大书店在去年12月就开始断货。资本逐利，这就是商机。因为处在公版权领域，《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被众多中小出版社迅速推出新版本。在广州购书中心，仅次于享誉已久的商务版，销量排第二的是中国友谊出版社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译者为于镇海，过去三十天卖了34本。

　　值得一提的是，有新华书店负责人曾透露，此间频频来询问此书的，很多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企的职工，至于他们买走的是哪个版本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不得而知。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的邢晓宇译文版、中国画报出版社的傅国强译文版、中国文史出版社的裴玲译文版、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陈天群译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陈炜译文版、北京理工大学的华小明译文版、九州出版社的王千石译文版、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宋易译文版等等，近二十个版本在去年年末今年年初陆续推出，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

　　但终究“浅草才能没马蹄”。在广州购书中心的销量统计中，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还是在同类销量排名第一。众多雨后春笋的版本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冒出，质量难免让人疑窦丛生。九州出版社的版本是一个“裸版”，导读、后记、附录一概没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中文版之外，还赠送英文版一册。中国画报出版社的社长对记者承认，有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但具体合作方式不肯透露。这些版本大都标榜“最权威译本”，对此前的版本颇有微词。是的，后者总是有挑战前者的勇气。

　　更多针对译文质量的对比，还没有细致展开。或许大多数版本就本着“过把瘾就死”的态度，印数仅仅几千册，而商务版这么多年来累积了近二十万册的销量。

　　这么多版本似乎并不是一无是处。钟书峰是法学博士，曾翻译过《论法的精神》和《社会契约论》，他在博客中，把中国长安出版社的译者钟书峰翻译的版本和商务的版本进行了对比，认为钟书峰的版本流畅、耐读。

　　现在这些版本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还在销售中，新的版本也没有再出来，是的，商机过了。但好书就是好书，以前是，商机过了仍旧是。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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