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民是幸运的，一本好书尽管出版日期被推迟了12年，但最终还是问世了。12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站在现在的时空纬度，这本书是否已经过时？而作为一个作者，他自己对于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又有怎样的看法？
China IP：这本书推迟12年出版，您是否会觉得这本书现在只是一本知识产权研究者的资料书和普通读者猎奇的对象，而不会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吴海民：不是的，12年过去了，这本书必然会有提供一些研究资料的作用，但其本身所记录的内容，不仅有着现实意义，还对未来有着警示意义。这是因为这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一条线是中美关系，这两条主线在过去的12年里不仅仅一直延续着，而且有些问题到现在为止被演绎的更加突出。一直到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全方位地展开，比如钢管、轮胎、铜版纸等问题，而中美知识产权的摩擦也在继续，有了像WTO诉讼这样的新形势。
另外，这本书所反映的一些事情，其实到了现在才更加充分的反映出来。因为在12年前和更早的时间，中国人仅仅关注谈判本身，并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谈判在其中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本身对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对知识产权四个字本身的理解也很模糊。而经过12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发展，知识产权对于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人们也逐步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所以在这时候，这本书让社会更加明白，为什么两个国家可以为了知识产权而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从而让更多的人明白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推动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想这本书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而我说的这两点，在未来还会继续，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摩擦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说这本书对于未来还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比如我们绝对不能放松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China IP：从您的经历可以看到，当时复关谈判、市场准入谈判和知识产权谈判交织在一起，您觉得这三个谈判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吴海民：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确实是三场谈判，即复关谈判、市场准入谈判、知识产权谈判。这三场谈判实际上最后的焦点都是知识产权谈判。但其实中美之间的这三个谈判本来联系并不紧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将这三场谈判联系在一起：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当时《中美高能物理协定》就有对知识产权的规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谈判是和贸易没有关系，是具体项目上的合作。但后来因为美国1988年对301条款的修改，就把知识产权和贸易联系到了一起，而且成为美国要求中国加紧国内立法等干涉内政行为的“合法”依据，这样市场准入就和知识产权谈判联系到了一起。而到了复关谈判的时候，因为TRIPS协议的存在，中国人要求复关，美国人就要求把市场准入问题谈清楚，这就又回到了知识产权谈判。所以说，是美国的特殊301条款让这三个谈判交织在一起。
当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美双方的谈判代表是同一拨人，同时进行三场谈判。
China IP：您觉得这是一种偶然吗？
吴海民：这不是偶然，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分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因为科技和文化在经济中的比例非常大，而科技成果和文化成果很容易被复制和窃取，经济损失有时候是毁灭性的。所以美国必然会要求自己的贸易伙伴对本国的知识产权给予特别的保护。另一方面，是中国要融入世界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必须引进别人的高科技和文化产品，所以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而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来说，中国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制造阶段我们可以模仿国外，但是为了创造，知识产权保护也必须是中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林肯说过，专利就是为天才之火加上了利益之油。它确实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
China IP：您觉得从现在看来，在当时的谈判中是否还有不成熟的地方？
吴海民：是的。在前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共同而有区别的政策”，比方保护气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但也有区别，发达国家和我们发展中国家也是有区别的。其实在知识产权谈判中也是这样，保护知识产权是共同的，但是不能要求是同一水平。回想当时，中国知识产权从79年开始立法，我们的立法用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而且在执法方面，中国政府确实也下了很多力气，并不是坐视不管。所以我觉得“共同而有区别的政策”对于知识产权谈判确实也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China IP：您的书里写了很多人物，您觉得给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位？
吴海民：其实每一个人物给我的印象都很深，而且各有不同。从篇幅来说，吴仪的篇幅最多，因为她代表了中国的立场和形象。在吴仪之前，我很喜欢佟志广，因为他很有性格，像我描写的大烟斗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对他虽然着墨不多但给读者印象很深。段瑞春我也描写的比较多，在特殊301条款出台之前，他就开始参与中美科技方面知识产权的谈判。而且他很有风度，知道怎么来活跃谈判的气氛，婉转地实现谈判的目标，同时这个人也是一表人才，代表中国的形象。更符合大家一般所想像谈判的那种作为，彬彬有礼。再一个就是张月姣了，她在谈判中是具体操作层面的人物，出场最多，而且她既是外经贸部的专家，又是个法学家，对知识产权有着很深的理解，所以对她的描写非常生动。
China IP：我注意到书中有很多女性谈判者，您是否也特别关注过她们？
吴海民：（笑）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而且我很关注她们。我当时在写作的时候就发现，自从吴仪部长之后，谈判的女性色彩就浓厚起来了。美国最早有希尔斯，然后巴尔舍夫斯基也是女的。美国的李森智虽然是为男性，但他有个很重要的女助手莱尔，还有个女的就是道斯金，负责和中国进行“复关谈判”的首席代表，不过她主要是在日内瓦和龙永图进行复关谈判。这些其实都是巧合，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小说。不过我想也许女性会给人更多的东西吧，比如眼泪，比如莱尔会绕过桌子拿出相册把孩子、保姆介绍给中国代表。尽管有作秀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发自内心吧。
China IP：在您的笔下，每一场谈判都感觉很有意思，但在现场您会感觉到枯燥吗？
吴海民：（笑）我一点都不觉得枯燥。不过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一些谈判代表一谈就是几年，肯定会觉得很枯燥，我曾写到一个细节，董保霖在美国的时候就不愿意进谈判室。还有个细节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美国的谈判代表想回家，就在外经贸部的大厅里唱歌，因为他已经烦的不得了了。但是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事情，我希望谈判的每个细节都不要漏掉。然后我用记者的眼光来观察它、分析它。当然我也没什么压力，我就是在观察，而我写的那些东西对现场的记事是非常准确的，没有带自己的主观猜测。再一个我希望即使是枯燥的谈判，写出来也要生动，这样读者才愿意看，如果谈判本身枯燥，你又写的枯燥，就没有人愿意阅读了。
China IP：您印象中最精彩的谈判是哪一段？
吴海民：我觉得最精彩的谈判还是吴仪和希尔斯之间的，还有佟志广和希尔斯之间的谈判。因为我觉得希尔斯是个“铁娘子”，她在国际的谈判当中都被认为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很多人在她手下都吃了败仗，对中国谈判代表来讲她也是很硬的一块骨头，一个考验。当然还包括吴仪第二次出场组织中方大反攻也很精彩。
China IP：您觉得知识产权谈判的本质是什么？
吴海民：是国家利益。而且这个国家利益不是虚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计算到小数点之后的。说到底每个谈判代表坐在谈判桌前，他们自身没有个人利益存在，他们只是一个国家的代表而已，出什么样的牌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China IP：您觉得和美国的知识产权谈判是否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吴海民：促进作用实在太大了。中国知识产权，从根本上说是对外开放，自身发展的一个内在需要。但是没有国际谈判，发展肯定没有这么快的，换句话说，是国际谈判逼我们发展了知识产权。比如说《著作权法》、《专利法》的出台都有谈判的促进作用在里面。
China IP：作为一个见证者，从您写完这个书稿到现在出版的12年里，您觉得中国知识产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吴海民：变化真的很大。几个主要的法律进行了修改，执法力度也加强了。而我比较关注版权，我觉得版权意识现在增强了，倒推20年，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就是“集体版权无意识”，盗版很正常。现在应该说是全民知识产权意识觉醒的时代。这很重要，没有全民意识的觉醒，即使立法再严谨，也没有用。
不过问题还是有很多，尤其是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现在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这本书也被盗版了，我在想如果以后中美谈判，有哪个美国代表拿着这本书的盗版前来，一定挺尴尬。（笑）
吴海民是幸运的，一本好书尽管出版日期被推迟了12年，但最终还是问世了。12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站在现在的时空纬度，这本书是否已经过时？而作为一个作者，他自己对于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以及中美关系又有怎样的看法？
China IP：这本书推迟12年出版，您是否会觉得这本书现在只是一本知识产权研究者的资料书和普通读者猎奇的对象，而不会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吴海民：不是的，12年过去了，这本书必然会有提供一些研究资料的作用，但其本身所记录的内容，不仅有着现实意义，还对未来有着警示意义。这是因为这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一条线是中美关系，这两条主线在过去的12年里不仅仅一直延续着，而且有些问题到现在为止被演绎的更加突出。一直到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全方位地展开，比如钢管、轮胎、铜版纸等问题，而中美知识产权的摩擦也在继续，有了像WTO诉讼这样的新形势。
另外，这本书所反映的一些事情，其实到了现在才更加充分的反映出来。因为在12年前和更早的时间，中国人仅仅关注谈判本身，并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谈判在其中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本身对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甚至对知识产权四个字本身的理解也很模糊。而经过12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发展，知识产权对于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人们也逐步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所以在这时候，这本书让社会更加明白，为什么两个国家可以为了知识产权而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从而让更多的人明白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推动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想这本书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而我说的这两点，在未来还会继续，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摩擦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说这本书对于未来还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比如我们绝对不能放松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
China IP：从您的经历可以看到，当时复关谈判、市场准入谈判和知识产权谈判交织在一起，您觉得这三个谈判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吴海民：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确实是三场谈判，即复关谈判、市场准入谈判、知识产权谈判。这三场谈判实际上最后的焦点都是知识产权谈判。但其实中美之间的这三个谈判本来联系并不紧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将这三场谈判联系在一起：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当时《中美高能物理协定》就有对知识产权的规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谈判是和贸易没有关系，是具体项目上的合作。但后来因为美国1988年对301条款的修改，就把知识产权和贸易联系到了一起，而且成为美国要求中国加紧国内立法等干涉内政行为的“合法”依据，这样市场准入就和知识产权谈判联系到了一起。而到了复关谈判的时候，因为TRIPS协议的存在，中国人要求复关，美国人就要求把市场准入问题谈清楚，这就又回到了知识产权谈判。所以说，是美国的特殊301条款让这三个谈判交织在一起。
当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中美双方的谈判代表是同一拨人，同时进行三场谈判。
China IP：您觉得这是一种偶然吗？
吴海民：这不是偶然，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分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因为科技和文化在经济中的比例非常大，而科技成果和文化成果很容易被复制和窃取，经济损失有时候是毁灭性的。所以美国必然会要求自己的贸易伙伴对本国的知识产权给予特别的保护。另一方面，是中国要融入世界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必须引进别人的高科技和文化产品，所以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而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来说，中国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制造阶段我们可以模仿国外，但是为了创造，知识产权保护也必须是中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林肯说过，专利就是为天才之火加上了利益之油。它确实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
China IP：您觉得从现在看来，在当时的谈判中是否还有不成熟的地方？
吴海民：是的。在前不久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共同而有区别的政策”，比方保护气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但也有区别，发达国家和我们发展中国家也是有区别的。其实在知识产权谈判中也是这样，保护知识产权是共同的，但是不能要求是同一水平。回想当时，中国知识产权从79年开始立法，我们的立法用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而且在执法方面，中国政府确实也下了很多力气，并不是坐视不管。所以我觉得“共同而有区别的政策”对于知识产权谈判确实也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China IP：您的书里写了很多人物，您觉得给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位？
吴海民：其实每一个人物给我的印象都很深，而且各有不同。从篇幅来说，吴仪的篇幅最多，因为她代表了中国的立场和形象。在吴仪之前，我很喜欢佟志广，因为他很有性格，像我描写的大烟斗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对他虽然着墨不多但给读者印象很深。段瑞春我也描写的比较多，在特殊301条款出台之前，他就开始参与中美科技方面知识产权的谈判。而且他很有风度，知道怎么来活跃谈判的气氛，婉转地实现谈判的目标，同时这个人也是一表人才，代表中国的形象。更符合大家一般所想像谈判的那种作为，彬彬有礼。再一个就是张月姣了，她在谈判中是具体操作层面的人物，出场最多，而且她既是外经贸部的专家，又是个法学家，对知识产权有着很深的理解，所以对她的描写非常生动。
China IP：我注意到书中有很多女性谈判者，您是否也特别关注过她们？
吴海民：（笑）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而且我很关注她们。我当时在写作的时候就发现，自从吴仪部长之后，谈判的女性色彩就浓厚起来了。美国最早有希尔斯，然后巴尔舍夫斯基也是女的。美国的李森智虽然是为男性，但他有个很重要的女助手莱尔，还有个女的就是道斯金，负责和中国进行“复关谈判”的首席代表，不过她主要是在日内瓦和龙永图进行复关谈判。这些其实都是巧合，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小说。不过我想也许女性会给人更多的东西吧，比如眼泪，比如莱尔会绕过桌子拿出相册把孩子、保姆介绍给中国代表。尽管有作秀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发自内心吧。
China IP：在您的笔下，每一场谈判都感觉很有意思，但在现场您会感觉到枯燥吗？
吴海民：（笑）我一点都不觉得枯燥。不过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一些谈判代表一谈就是几年，肯定会觉得很枯燥，我曾写到一个细节，董保霖在美国的时候就不愿意进谈判室。还有个细节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美国的谈判代表想回家，就在外经贸部的大厅里唱歌，因为他已经烦的不得了了。但是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事情，我希望谈判的每个细节都不要漏掉。然后我用记者的眼光来观察它、分析它。当然我也没什么压力，我就是在观察，而我写的那些东西对现场的记事是非常准确的，没有带自己的主观猜测。再一个我希望即使是枯燥的谈判，写出来也要生动，这样读者才愿意看，如果谈判本身枯燥，你又写的枯燥，就没有人愿意阅读了。
China IP：您印象中最精彩的谈判是哪一段？
吴海民：我觉得最精彩的谈判还是吴仪和希尔斯之间的，还有佟志广和希尔斯之间的谈判。因为我觉得希尔斯是个“铁娘子”，她在国际的谈判当中都被认为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很多人在她手下都吃了败仗，对中国谈判代表来讲她也是很硬的一块骨头，一个考验。当然还包括吴仪第二次出场组织中方大反攻也很精彩。
China IP：您觉得知识产权谈判的本质是什么？
吴海民：是国家利益。而且这个国家利益不是虚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计算到小数点之后的。说到底每个谈判代表坐在谈判桌前，他们自身没有个人利益存在，他们只是一个国家的代表而已，出什么样的牌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China IP：您觉得和美国的知识产权谈判是否促进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吴海民：促进作用实在太大了。中国知识产权，从根本上说是对外开放，自身发展的一个内在需要。但是没有国际谈判，发展肯定没有这么快的，换句话说，是国际谈判逼我们发展了知识产权。比如说《著作权法》、《专利法》的出台都有谈判的促进作用在里面。
China IP：作为一个见证者，从您写完这个书稿到现在出版的12年里，您觉得中国知识产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吴海民：变化真的很大。几个主要的法律进行了修改，执法力度也加强了。而我比较关注版权，我觉得版权意识现在增强了，倒推20年，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就是“集体版权无意识”，盗版很正常。现在应该说是全民知识产权意识觉醒的时代。这很重要，没有全民意识的觉醒，即使立法再严谨，也没有用。
不过问题还是有很多，尤其是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现在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这本书也被盗版了，我在想如果以后中美谈判，有哪个美国代表拿着这本书的盗版前来，一定挺尴尬。（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