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来，拜登政府的声明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也很可能会使原本持反对立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考虑转变态度。

《专利法》本次修改新增设的“产权激励”条款。增设该条款，据说是为了促进专利尤其是高校专利的转化运用。 但是，在相关管理部门对于专利转化率低的真正原因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增设“产权激励”条款能否取得提高专利转化率的预期效果？是否可能导致由国家财政资助的涉及国家安全、国家重大利益的科技项目所产生的专利权流失到个人手中，进而被外国控制，加大国家安全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

自著作权制度诞生之后，有邻接权制度（含录像制品）的作者权体系与没有邻接权制度的版权法体系分庭抗礼，理论上均能自洽，倒也相安无事。但到本世纪初，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用“视听作品”替代“电影作品以及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概念，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利益的产生，逐步被各国著作权法接受的，也更符合立法语言的精简要求。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没有“ 视听作品”的概念，但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际，“视听作品”已被纳入修订草案。

从根源上解决商标恶意注册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抓起，第一，从需求端着手，进一步大幅缩短商标申请审查时间，满足市场主体对商标注册的正常需求，第二，对商标注册申请费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大幅提高商标恶意注册者申请商标的成本。

笔者在翻阅版权类案例的过程中，发现实践中涉及“改编权”侵权的案件要明显多于涉及“修改权”侵权的案件，原因何在？除了可能存在当事人无法厘清“改编权”和“修改权”内涵的情况之外，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有些“改编”行为的确侵犯了原作的“改编权”，但未必侵犯原作的“修改权”。其次，在我国，人格类赔偿低于财产类赔偿，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药品审评机构收到司法机关专利侵权立案相关证明文件后，可设置最长不超过24个月的批准等待期。”显然，遏制期的存在及长短将直接影响到仿制药的上市时间，在专利链接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具体设置应当立足国情、慎重考量。这其中，既应有宏观政策层面的导向取舍，也应有微观实践层面的实证支持。为此，笔者拟从司法实践出发，为制度设计提供一个基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的视角，并尝试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建议。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才是最高的法律。法治状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可以得到实现，但作为企业立命之本的法治精神的培养，则非外在强制力可以完成。

据立法机关介绍，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中的“有一定影响”，是借用了《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中的“有一定影响”的表述。那么，两个“有一定影响”的判断标准是否一致？这不仅涉及到对新反法第六条第一项的理解与适用问题，还涉及到两部法律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随着网络媒体日益进入大众生活，大量图文、音乐类作品的创作、发表和传播越来越便利，他人随手从网络中选取各类视听元素，作为自己在网络平台中的发布内容或发布内容的装饰点缀成分，也似乎成为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由此引发的侵犯著作权纠纷却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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